2000年7月18日，陳映真受日本左翼學人橫地剛之邀在其為日本青年學習漢語而設的「文明淺說班」的講話－《魯迅與我》。陳映真自述：最早接觸魯迅是在小學五、六年級的時候。彼時之所以能接觸到魯迅，是因為「1945年台灣光復，在日帝長期殖民下被剝奪漢語言說書寫的台灣知識分子，紛紛興起學習漢語的熱潮。就在這個時候，日據時期堅決反抗日本帝國主義的社會運動家，知名的小說家－楊逵，出版了中日文對照本的魯迅《阿Q正傳》」，以之作為甫在日帝長期殖民下解放出來的台灣知識分子學習漢語的範本。
以陳映真的出生年（1937）推測，陳映真接觸魯迅約在1949-1950年左右，也就是1946年國府為了清理殖民遺毒，重建民族認同而展開的「去日本化」再「祖國化」運動的時代背景下，作為這運動之一環的「推行國語運動」，經由時任台灣省編譯館館長，魯迅的同鄉好友許壽裳的推廣，魯迅的諸多作品被選入中小學課本做為學習國語的教材，陳映真當時任桃鎮小學校長的的父親陳炎興先生「也是非常熱心學習漢語的一員，所以家裡買了很多這樣的書」，幼年陳映真終而與魯迅相遇了。
陳映真最早讀到的魯迅小說集，是從他父親「壓在書架上成排的其他書本背後的」，收有《狂人日記》、《孔乙己》、《藥》、《風波》、《故鄉》、《阿Q正傳》……等名篇的《吶喊》。（陳炎興先生之所以要如此隱藏魯迅的書，根據曾健民醫師《台灣光復始春秋的研究》的研究，是因為「1948年國共內戰局勢大幅逆轉，國民黨敗象盡露，隨著上海、南京的「陷共」，台灣陳誠當局於1949年5月20日宣布戒嚴。接著於5月27日頒布「台灣省戒嚴期間新聞雜誌圖書管理辦法」，11月2日公布數百種禁書的書單。被列名反動書籍的禁書中，有關魯迅的作品包括：《魯迅全集》、《魯迅書簡》、《魯迅傳》（范泉譯）、《魯迅事蹟考》（林辰）、《魯迅先生二三事》（孫伏園）等著作。自此，魯迅的人、思想和作品，成為反共文人口中的「千古罪人」「陰謀家」「共匪同路人」。魯迅因此也成了可能招致「破身亡家」的禁忌。）
（相關報導：
觀點投書：東吳拆除蔣公銅像下一波去「校園威權化」名單曝光
｜
更多文章
）
「那個時候我才小學五年級還是六年級當然讀不懂吶喊可是我唯一印象深刻的就是阿Q因為那個老頭很有意思，很滑稽……」
「後來我上中學，有一次就把父親的《吶喊》偷偷地帶走了。後來，我差不多每年都要讀一次。隨著我的年齡漸漸增大，我對阿Q、對魯迅的理解也漸漸多了。阿Q或者魯迅給我的影響很大。作為一個文學家，作為一個思想家，我想魯迅先生一定沒有想到，他死了以後，在遙遠的台灣，有一個少年讀了他的書，不知不覺就走上創作與思想的道路。」
「……在台灣與大陸已經分斷的情況下，透過魯迅和別的三○年代的作家，理解了中國，理解了中國的革命，理解了中國的道路。」
1976獄囚歸來，在為《知識人的偏執》（遠景出版社1976）寫的序《鞭子和提燈》中，陳映真有相近的意思表達：然而，或許是為了避禍、免於牽連的緣故吧？他的說詞卻是：「大約是快升上六年級的那一年罷，『記不清從哪裡』弄來了一本小說集。」、「那時候，對於書中的其他故事，似懂非懂。惟獨對這一篇，卻特別的喜愛。（須知1976的台灣還處在嚴苛的戒嚴時期，因而書名《吶喊》和篇名《阿Q正傳》也隱晦不提）。接著，陳映真寫下了極富深情的語句：「隨著年歲的增長，這本破舊的小說集，終於成了我最親切、最深刻的教師。我於是才知道了中國的貧窮、的愚昧、的落後，而這中國就是我的，我於是也知道：應該全心去愛這樣的中國—苦難的母親，幾十年來，每當我遇見喪失了對自己民族認同的機能的中國人；遇見對中國的苦難和落後抱著無知的輕蔑感和羞恥感的中國人；甚至遇見幻想著寧；為他國的臣民，以求「民主的、富足的生活」的中國人在痛苦和憐憫之餘，有深切的感謝－感謝少年時代的那本小說，使我成為一個充滿信心的、理解的並不激越的愛國者。」
1987年，台灣解除長達四十年的戒嚴。在政治氣氛相對寬鬆下，陳映真開始用較為直白的語詞，表述了他接觸魯迅的緣由。1994年人間出版社編輯部於再版陳映真小說集的出版贅言中，說明了此次再版書前補錄了作者「略加拔粹摘要」的，1993年冬發表於中國時報人間副刊，自敘其創作歷程的《後街》。在這篇比以許南村為筆名寫的《試論陳映真》更為全面完整的解剖自我學思歷程的重要篇章中，陳映真提到他是在「初中應該畢業而竟留級」的那年暑假，開始比較仔細地閱讀《吶喊》，還說那時的他也「竟日耽讀屠格涅夫、契訶夫、岡察洛夫、一直到托爾斯泰……」，透過閱讀這些舊俄小說巨擘的作品，「不期因而對《吶喊》中的故事有較深切的吟味」。從這篇自敘中也可以得知他取自父親書桌上的除了《吶喊》，還有廚川白村的《苦悶的象徵》（應該是魯迅的翻譯本），「以及不記得什麼人寫的《西洋文學十二講》」。勤奮好學，尤其熱愛文學的陳映真，此時，除了在台北牯領街舊書攤捧讀，搜尋魯迅、巴金、矛盾……等祖國三○年代的文學作品之外，也開始把求知的目光移向社會科學。他開列的讀物，從辯證唯物論入門的艾思奇《大眾哲學》，斯大林時期（1938）編纂的《聯共黨史》、《政治經濟學教程》，艾德加．斯諾的《中國的紅星》（日譯本），莫斯科外語出版社《馬列選集》第一冊（英語），出版於抗日戰爭時期，紙質粗礪的毛澤東寫的小冊子……。思想豹變的青年陳映真，以魯迅為引導，遂懷著激動、猶疑、不敢為外人道的孤獨，邁入了風雷滿布的左翼天地。從此投向為人的幸福與解放的不懈戰鬥，度著窮窘顛躓的人生歲月……。
兩岸中國現代文學的研究者，大都從小說的主題思想、敘事結構、文字語法解析、闡明魯迅與陳映真神似的近親血緣。也有自時論、政論的雜文隨筆，指陳他兩人秉持左翼傳統戰鬥精神的孿生面貌。
然而，某次受訪，陳映真被問及他獨特的文字風格之所由生時，他不僅提到了魯迅，也提到了契訶夫的陰鬱、芥川龍之介的鬼魅對他的影響。在上提的在「日本文明淺說班」的講話中、陳映真概括了本身文學語言特點的諸因素時，除了提到魯迅與中國三十年代的文學、日式的漢語，也提到了英美及西歐語言對他的影響。當聽聞大陸知識學術界有人讚譽他是「台灣文化界的一面旗幟，繼承了魯迅，是台灣魯迅」之時，陳映真自謙的說：
「……我絕不敢和大魯迅相比擬。但是我的時代和中國的二、三十年代大不相同。中國的二、三十年代，國家和民族在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壓迫下陷於絕境。矛盾的性質明顯，敵我對峙清晰，人民和知識份子的生活窘迫之極，另一方面，存在著以蘇區為代表的道德、希望和未來的展望。……
在台灣，五十年代的異端撲殺運動使民族解放運動和歷史破滅和惡魔化。六十年代以後依附性的、畸形的資本主義化，湮滅了民族解放運動的價值和歷史。大眾消費社會使新一代人變成消費機器，造成一代人的白痴化，喪失了歷史，喪失了祖國，喪失了生活的意義、目標……」
對於陳映真與魯迅這由時代背景不同而產生的差異，錢理群有精闢的解析。錢理群首先指出：魯迅與陳映真雖身處不同時代，但是都對於己生活時代所提出的問題，做出了批判性的回應：
「……魯迅的批判鋒芒主要指向東方專制主義（用魯迅自己的話來說，就是中國傳統文明中的『吃人肉的筵宴』），但在三○年代的以上海為中心的中國現代化過程中，魯迅又發現了中國社會的半殖民化，以及西方現代文明病對於中國的滲透與蔓延：在這方面，他都看到了『吃人肉的筵宴』的再生產；而如前面說所說，魯迅在他的晚年又在反抗運動內部發現了新的奴隸關係，所謂『革命工頭』的誕生。因此，在他的遺囑裡，魯迅宣布『一個也不饒恕』，正是表明，他是要把自己的徹底的批判立場堅持到底的，並以此期待後來者。
陳映真正是這樣的堅持魯迅式的徹底批判立場的後來者之一。但所面對的問題，卻是魯迅未曾經歷的。於是就有了陳映真的從台灣問題出發的面對殖民社會、『冷戰‧民族分裂』構造以及大眾消費時代下的人的異化（各種形式的奴隸狀態）的批判。……」
錢理群的發言脈絡，是受到大陸魯迅研究者王德後的啟發，體悟到三○年代的中國，實際上存著兩個左翼的傳統：一個是魯迅的左翼，一個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左翼，可以稱為「黨的左翼」。而把陳映真歸入魯迅左翼傳統一脈的，所謂「……黨的左翼有一個高於一切的原則，就是所謂『黨性原則』，也就是把黨的利益置於至高無上的位置，而黨的最高利益則是：在野時奪取權力和掌權以後的權力獨佔，因此，要求所有的黨員、信奉者及其統治下的人民都絕對服從黨的領導意志，而絕不允許發出和黨不一致的聲音。……」
而魯迅的左翼可簡單地歸納為：「黨派外、體制外的獨立性」，「永遠不滿足現狀、永遠的批判立場」、「永遠以弱者小者的立場，去凝視人生活和勞動力」，「意在反抗，指歸在動作」的「實踐精神」，「深刻的自我批判精神」。
台灣學者施淑，曾經以舊約約伯記的比喻說陳映真是：「在台灣白色恐怖與戒嚴時期的嚴酷環境下，左派歷史與思想遭到嚴重摧殘時『唯一逃出來報信的人』」。施淑也把魯迅與陳映真兩人比喻作希臘神話的盜火者普羅米修斯，
「一九五○年以後，在思想、知識、審美上，是一個和中國（包含台灣在內）激進傳統嚴格斷絕的時代。牯嶺街以命運的偶然，讓我飛越了這歷史和民族的斷絕，在文學上，讓我和我們民族新文學的關鍵時代的審美和思想接上了頭，在思想、社會科學上，讓我理解了我們民族追索另外的（alternative）現代性。動員億萬貧苦農民，推倒『三座大山』的世界史中罕見的大運動。
這遠遠不是一個勇夫斗膽竊取天神的火把，照亮在暗夜中受苦的奴隸的故事，而是一個蒼白無力的青年，在命運的偶然中，在至大的黑暗裡發現了於那眾神袖手的時代，天神無心遺落的，破碎的星火，而青年以激動和恐懼，將那星火吞食的故事，從此，孤獨成了他生的懲罰。但戒嚴的解除，並不曾使他獲得解放。
在接踵而來的，反對和譏諷本質論、中心論和一切形態的全體論和決定論的、學舌的『後現代』，那昔日孤獨的青年，依舊仗著往時的星火，孤單的彳亍於人世。……」
不管是「永不滿足現狀，深具自我批判精神，寄望於人民而不依附於政權的，魯迅的左翼」；還是「唯一報信的人」，承擔永劫酷刑的「普羅米修斯」。「一生用腳流離的時間比用手寫作的時間多太多」的魯迅，與「仗著往時的星火，孤單的彳亍於人世」的陳映真，生前都同樣承擔孤獨一生的懲罰，同樣遭逢了蹇窘的命運。
時光如梭，不覺間魯迅先生故去已90年，而映真先生離世也10年了。兩位生前「吃的是草，卻擠出縷縷鮮血餵養青年」，「在漫長的暗夜，獨自擎著火炬，照亮時代前行之路的偉大心靈」，身後在當前富裕時代的兩岸社會，被淡忘、忽視、冷落的際遇，也驚人的相似，令人唏噓…
多年前，有些曾經受過陳映真影響而後因各種不同因素，背離了陳映真思想道路的本土派朋友問我：魯迅說過，革命勝利以後，「他要逃亡，因為要殺的首先是我」。如果陳映真還活著，他會對當今中國大陸內部存在的諸多不合理現象，提出批判嗎？
這假設性的提問，我無法回答，但記憶中卻有一條引發我思考的線索。
1998年陳映真接受北京中央電視台電視節目讀書時間的訪談。主持人李潘問陳映真，「左翼涵義對他有何意味？」陳映真先從自己的寫作哲學：為何？為誰？為甚麼目的而寫？舉了日據時期殖民地、半封建的台灣社會必然出現反帝、反殖、反封建的抵抗寫實主義文學，及1950年兩岸分斷固定化，台灣被編入美、日、台三角貿易體系之後，台灣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出現各種嚴重的，對環境與人的迫害問題，逼使文學寫作者「關注在這樣巨大結構下，人受到的影響、人的處境、人的選擇、人怎樣看問題」。陳映真因此歸結，「離開歷史談左右，恐怕就會成為一種標籤，看得不夠深刻」。……所以，「所謂的左翼，就是在所謂的經濟發展、社會發展過程中，不僅矚目於進步、發展、物質豐裕而已，還要關注到這個過程裡面，一些弱小者被當作工廠的報廢品、不合格品一樣，被排除出去的那些人。為什麼關心這些人？不是因為他們窮、窮人都是好人…而是站在人的立場，人畢竟不是動物，不是靠森林的法律來生活，人固然有貪婪、欺壓別人的行為，可是內心的深處也有一種需要，去愛別人，去關心別人，去幫助別人。
近幾月來，時早時晚，隨手從書架上抽取陳映真全集翻讀，掩卷之後，每每會無端想起，柏拉圖《理想國》中洞穴理論的故事：一群長年被禁錮在陰暗的地穴，只看過火把照耀下映在牆上自己身影而不知真相為何物的奴隸。某天其中有一位獲釋走出地穴的囚犯，看到了陽光下耀眼的真實世界，當他返回地穴，告訴他昔日的獄友他的所見，不但受到獄友的嘲笑詈罵，當他試圖帶著一位和他一起離開地穴的同伴時，他甚至遭到了死命的要脅……
餘韻
徬徨荷戟獨相親，筆遣風雷總為民。
豪傑豈悔偷靈藥，棘地荊天不死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