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竟是什麼樣的制度，讓「好大喜功」成為理性的選舉策略？
每逢選舉，我們總能聽到熟悉的承諾：我要蓋捷運、我要蓋運動中心、我要拓寬道路、我要興建園區、我要爭取中央補助。尤其「動工」兩個字，幾乎天然就是一種政績。只要工程開始，便有動土典禮、有進度、有剪綵、有一座看得見的硬體可以告訴選民：我做到了。
可是，臺灣已經少子化很多年了。出生人口下降、人口老化、許多地方開始面對人口減少，這早已不是未來式。然而當我們知道未來的人可能越來越少，為什麼選舉政治的語言，卻似乎仍停留在「增加、擴張、動工」的成長時代？
當然不能說少子化之後就什麼都不能蓋，更不是否定所有捷運、運動中心或公共建設的必要性。不過令人反思的是：當人口結構已經從長期擴張轉向長期收縮，參選人卻還習慣用「未來會有更多人、更多需求」作為擴張性投資的預設前提，選民是不是也該重新檢查這些公共建設或公共服務的花錢邏輯？
少子化從來不是叫政府什麼都不要做，而是要求政府：不能再把「以後會有更多人要用」當成不必證明的前提。
一項公共建設從來不只是「蓋不蓋」而已。它有興建成本，也有維護、更新、人事與營運成本。今天爭取經費、如期動工很容易，但要回答：二十年後還有多少人使用？如果人口沒有按照預期增加，甚至下降得比預測更快，這項建設還養得起嗎？如果同樣一筆錢有其他用途，哪一種投資對人民更有價值？
最近一則關於高雄前鎮漁港改建的報導，就提供了另一種值得深思的案例。
投入八十多億元的漁港改建，硬體陸續完成，但耗資二十多億元的多功能水產品運銷中心，攤商進駐卡關；已啟用一年多的船員會館，一天平均入住人數只有個位數。
這類案例最令人警醒的，往往不只是表面上的「硬體沒人用」，而是它暴露了政府在公共投資上的盲點：這項建設背後，真的存在規模化、長期的真實需求嗎？如果有需求，一定得透過昂貴的固定硬體來滿足嗎？如果一定要蓋，政府設計出來的東西，真的是使用者願意、且負擔得起的方案嗎？
以船員會館為例，改善漁工居住與人權當然是不容質疑的價值。但如果真正的需求是季節性大量返港時的短期住宿、淋浴與基本生活服務，政府在設計之前，可曾問過船員願意住什麼、負擔多少、什麼樣的服務才真正方便？如果使用者需要的是便宜、靈活、容量可彈性調整的沐浴與住宿服務，最後卻蓋成一座昂貴、固定、容量有限的宏偉會館，那麼問題究竟是「沒有需求」，還是政府用錯誤的方式，給出了昂貴的答案？
這比單純的「蚊子館」更值得我們警覺。因為公共建設最大的風險，不一定是沒有人需要；而是有人需要，但政府花大錢提供的東西，並不是人民真正需要的東西。 （相關報導： 台積電員工超會生！醫看原因「就是薪水高」：可見政府每月發5000不夠，應該發5萬 ｜ 更多文章 ）
這也說明瞭，為什麼我們不能把這些問題單純歸咎於「選舉週期」。如果蚊子館只是每四年一次的選舉副作用，那麼為什麼換了一任又一任政府，問題仍然反覆出現？答案恐怕是：我們換了政治人物，卻沒有換掉誘導政治人物做決策的制度。我們只會投票，卻很少追蹤：以前投資興建的計畫，當初究竟少了哪些評估，才淪為蚊子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