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電影為什麼這麼愛拍機車？不是剛好入鏡，背後其實藏著這1件事

如果把幾十年的台灣電影排在一起看，會發現一個很日常、卻一直出現的東西：機車。《尼羅河女兒》裡，年輕人騎著機車穿過1980年代的台北；《南國再見，南國》裡，高捷、林強等人在蜿蜒山路上奔馳；《最好的時光》到了2005年的台北，舒淇與張震又騎上機車；《海角七號》裡，阿嘉騎車在恆春送信；到了《陽光普照》，電影甚至從兩名少年冒雨騎機車穿越台北開始。機車看似只是台灣街頭最普通的交通工具，但如果把這些電影畫面與台灣機車史、交通統計和城市發展放在一起看，就會發現它一路記錄著台灣人怎麼工作、怎麼長大，又怎麼從家門口進入城市。

要理解台灣電影裡為什麼有這麼多機車，得先把電影放回真正的台灣街頭。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典藏的1982年研究《台北市機車問題之研究》就已指出，當時台北市機車使用相當普及，持有率快速增加，機車與汽車混合交通也已成為台北特殊的交通型態。換句話說，當1980年代的台灣電影把攝影機帶到街頭時，機車早已是城市景觀的一部分。

機車之所以能在台灣普及，也有很實際的原因。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騎過半世紀－機車特展」整理台灣機車發展時，便從產業、交通、生活與文化等面向說明機車如何逐步成為台灣家庭常見的交通工具。展覽資料甚至提到，考取機車駕照在許多年輕人的成長經驗裡，近似一種成年的儀式，「騎機車」也逐漸帶有能夠自行行動的意味。直到今天，這種交通文化仍然非常明顯。交通部《113年機車及自用小客車使用狀況調查報告》顯示，2024年底全台登記機車約1466萬輛，58.4%的主要用途為通勤、通學；使用者平均每週騎4.8天，在有使用機車的日子裡，平均一天騎乘46.6分鐘。對許多人來說，機車並不是偶爾使用的交通工具，而是每天生活的一部分。當導演把攝影機放到街上，機車自然也就進入了畫面。

1980年代前後，台灣電影逐漸出現一批更重視實景、城市空間與普通人日常生活的作品。侯孝賢早期作品《就是溜溜的她》便已大量走出台灣傳統攝影棚，在台北街道、花蓮鄉間等地取景。《放映週報》回顧侯孝賢早期創作時，也曾指出這些電影裡已經出現大量街道、走路、騎車與生活空間，到了後來的台灣新電影，這種對真實環境與日常細節的關注更加鮮明。

楊德昌走的是另一條路。他的電影經常把台北本身變成故事的一部分。《青梅竹馬》、《恐怖份子》、《獨立時代》、《麻將》、《一一》裡，不同年代的公寓、辦公室、道路、商圈與住宅區反覆出現。國家電影及視聽文化中心舉辦楊德昌電影場景走讀時，也曾從迪化街、松山、民生社區一路談到東區與大安區，藉他的電影觀看台北城市地景如何改變。機車不像豪華跑車那樣，需要被刻意安排成角色身分的象徵；更多時候，它和招牌、鐵窗、騎樓、巷子、便利商店一樣，只要電影認真拍下台灣城市，就很難完全避開。

1987年的《尼羅河女兒》，就是很早也很鮮明的例子。這是侯孝賢少數直接處理當代台北青年生活的作品。電影一邊拍蟾蜍山的聚落，一邊又拍舞廳、速食店與霓虹燈下的夜生活，把當時正在快速變化的台北放進同一部電影。中央社整理侯孝賢電影場景時，也特別提到《尼羅河女兒》裡五光十色的台北夜生活。

《放映週報》回顧片中城市地景時，還曾詳細描述人物從蟾蜍山騎機車下山，經基隆路切進敦化南路，再往松山機場一帶移動。住在城市邊緣的年輕人，靠一輛機車就能快速穿過不同區域。山坡聚落、主要幹道、商圈與夜生活原本是性質完全不同的空間，卻被騎車這件事串在一起。機車於是讓角色有能力暫時離開家，也讓整座台北變成可以自己穿越的空間。

到了1996年的《南國再見，南國》，機車更直接成為電影最令人記得的視覺之一。故事裡，高捷飾演的小高和扁頭、小麻花四處奔波。他們搭火車、坐汽車、騎機車，在台北、嘉義、鄉間與山路之間不斷移動。國影中心介紹這部電影時，也把它視為侯孝賢從歷史題材轉入當代台灣的重要作品，片中人物始終被金錢、人情、幫派與家庭問題牽著走。

其中最著名的畫面之一，就是幾個人騎機車穿過嘉義竹崎一帶的山路。攝影機沒有頻繁剪接，而是長時間跟著兩輛機車沿蜿蜒道路前進。2026年一篇以Marc Augé「非場所」理論分析《南國再見，南國》的研究，將道路、機車行駛、火車車廂、夜店等空間納入分類，相關場景合計占全片43.54%，也凸顯「移動」在電影中的重要性。

和角色平常被債務、人情與現實問題纏住的狀態相比，山路上的這段長鏡頭幾乎暫時把情節放到一旁。機車持續前進，幾個人穿過山林，移動本身反而成為電影裡少見的輕盈時刻。在這幾分鐘裡，機車像是暫時把人物從債務、人情與現實問題裡帶走，只留下往前騎的速度與山路上的風。這段影像後來甚至影響其他華語電影。導演畢贛談《路邊野餐》時曾提到侯孝賢對自己的影響，《放映週報》也曾直接比較《路邊野餐》與《南國再見，南國》裡摩托車沿山路前進的長鏡頭。

侯孝賢到了2005年的《最好的時光》，機車又出現另一種氣質。電影第三段故事來到2005年的台北，舒淇與張震飾演生活在網路、音樂、攝影與複雜情感關係裡的年輕人。中央社整理侯孝賢經典場景時，就特別提到兩人騎著機車在台北奔馳的畫面。汽車是一個相對封閉的空間，車門一關，乘客和外面的街道被隔開；騎機車卻完全不同。風、雨、紅綠燈、旁邊的車流與城市聲音，全都直接碰到身體。可是當兩個人共乘一輛機車時，彼此的距離又被壓縮得非常近。於是機車形成一種很特殊的狀態：人完全暴露在城市之中，兩個人之間卻又產生一個很小、很私人的空間。戀愛、青春、離家與夜晚，也因此特別容易和騎車的畫面放在一起。

機車在台灣電影裡當然不永遠代表浪漫。《海角七號》裡，范逸臣飾演的阿嘉因老郵差茂伯受傷，暫時接下送信工作。那批找不到地址的日文信，也逼著他騎著機車在恆春四處尋找早已不存在的「海角七番地」。公視當年的報導甚至直接以阿嘉「騎著機車拼命到處找尋」形容電影留給觀眾的鮮明印象。

到了2019年的《陽光普照》，機車的情緒又完全不同。電影開場，阿和與菜頭穿著雨衣，騎著偷來的機車穿過大雨中的台北，接著闖入餐廳尋仇。英國電影協會《Sight and Sound》回顧影片時，也從這段冒雨騎車的開場談起。從《尼羅河女兒》的青年夜遊、《南國再見，南國》的漂泊、《最好的時光》的親密，到《海角七號》的工作與《陽光普照》的犯罪，機車承載的情緒一直在變。不管情緒怎麼變，機車始終跟著普通人的日常移動一起出現。

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整理台灣機車文化時，有一個很有意思的觀察：考取機車駕照在不少台灣人的經驗中，曾經近似一種成年的儀式，「騎機車」也帶有進入成人生活的意味。小時候，去哪裡往往由父母、學校或大眾運輸決定；開始自己騎車後，人第一次可以從家門口直接出發，不需要等父母接送，也不必完全照著公車或捷運路線。可以臨時轉進一條巷子、去找朋友、載喜歡的人、半夜去吃東西，也可以只是沒有目的地地騎一段路。

台灣城市的尺度，又剛好適合這種移動。機車能從住宅巷弄鑽進主要幹道，從都市中心一路騎到郊區，再直接停在商店、學校、公司或住家門口。它因此站在一個很特殊的位置：一端連著家庭，一端連著整座城市。

如果美國公路電影經常讓角色開著汽車離開原本生活，跨越漫長道路，前往另一個地方，那麼許多台灣電影裡的機車，也完成了一個尺度更小、情感卻有些相似的動作。角色未必要離開台灣，有時甚至沒有離開台北。他可能只是從蟾蜍山騎到敦化南路，從家裡騎進夜晚的城市，或載著另一個人穿過一座橋。但對一個第一次能夠自己決定去哪裡的年輕人而言，離開父母看得到自己的地方，本身就已經是一場很小的公路電影。這些機車畫面之所以會留下來，未必是導演先決定要用它象徵自由，才把它推進畫面。順序可能恰好相反。

是台灣人先騎著機車生活了幾十年，電影才慢慢發現：一個人怎麼騎車、載誰、往哪裡去，本身就已經能說很多故事。於是從侯孝賢、楊德昌那一代留下的城市影像，到後來一部又一部台灣電影，機車始終停在路邊、塞在紅綠燈前，也載著角色從一個地方前往另一個地方。它拍下的其實不純粹是一種交通工具，而是台灣人幾十年來進入城市、離開家庭，以及開始自己決定生活方向的方式。 （相關報導： 肖戰《藏海傳》輸了！近3年串流最強陸劇TOP10冠軍是它：評價超越張若昀《慶餘年2》不看可惜 ｜ 更多文章 ）

1. 交通部，《113年機車及自用小客車使用狀況調查報告》。
2. 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騎過半世紀－機車特展」及《騎過半世紀：台灣機車特展專刊》。
3.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機構典藏，《台北市機車問題之研究》，1982。
4. 國家電影及視聽文化中心，侯孝賢、楊德昌作品與電影場景相關資料。
5. 《放映週報》，侯孝賢早期電影、《尼羅河女兒》、《南國再見，南國》及《路邊野餐》相關評論與專題。
6. 中央社，侯孝賢電影場景與《最好的時光》相關專題。
7. JiaWei Zhang, Hou Hsiao-hsien’s Goodbye South, Goodbye: An Analysis through the Lens of Non-Place Theory, The Journal of the Korea Contents Association, Vol. 26, No. 2, 2026, pp. 141–155.
8. 公視新聞，《海角七號》相關報導。
9. British Film Institute，《Sight and Sound》關於《陽光普照》的評論資料。

本文內容依公開電影資料、交通統計、研究文獻與相關評論整理，部分電影意象與文化脈絡屬編輯綜合分析與詮釋，僅供讀者理解作品與時代背景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