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好友童兆勤先生—我口中的那位「台灣的奧本海默」—將這部沉潛四十載、傾注大量心血凝鍊而成的《台灣核彈》手稿交到我手中時，我不禁陷入長久的沉思。這不僅是一部關於科學與工程的紀錄，更是一幅在冷戰陰影下，台灣試圖在能源自立與國防安全之間尋求生存，卻最終在國際政治大潮中浮沉的歷史圖像。
近年來，電影《奧本海默》（Oppenheimer）在全球引發了廣泛討論。電影開宗明義引用了希臘神話：普羅米修斯（Prometheus）從上帝那裡偷來「火」交給人類，這把火帶動了文明，卻也開啟了毀滅的可能；而普羅米修斯本人，則被迫承受肝臟永世遭老鷹啄食的極致折磨。對我而言，核能正是當代人類自神祇手中取得的「火」。它帶來能源與醫療的福祉，卻也同時釋放出「潘朵拉盒子」中的毀滅力量。一旦火種被點燃，人類便再也無法回到從前。
兆勤兄這四十年來的內心掙扎，正如那位被縛的普羅米修斯。他在其後的事業發展中成就斐然，跨足多個領域皆有所建樹，但為何對這段核能往事始終念茲在茲？顯然，那段歷史在他內心深處留下了極其深刻的撞擊，成為人生中一段難以輕易翻越的篇章。因為曾在政壇服務關心國事，我深知決策者在面對國家存亡之際所承受的艱難。
將鏡頭拉回一九六○至一九七○年代的台灣，那是一個極為逼仄的時代。一九六四年中國核試爆成功，對我方造成巨大的戰略心理壓力；其後，一九七一年季辛吉訪中、一九七二年尼克森訪中，台灣的國際地位風雨飄搖，也面臨隨時可能遭盟友放棄的深層憂慮。
在那個「靠人不如靠己」的氛圍下，發展核能遂成為當時高層的重要抉擇。這背後有兩大戰略考量：首先是能源安全。台灣天然資源匱乏，石油與天然氣高度仰賴進口，核能因而被視為穩定且可持續的重要命脈；其次則是國防自主。
在民用與軍用的模糊地帶之間，我們試圖透過技術研發，擁有足以威懾對方的「談判籌碼」。兆勤兄當時正處於這場風暴的核心，親歷了台灣科技菁英在機密掩護之下，如何游走於美國調查與國際禁令之間的驚心動魄。
一九七八年台美斷交後，國內軍方內部的鷹派聲音逐漸壯大。他們認為，既然外交關係已斷，台灣應有更大的自主空間發展核武，不必再事事與美方商量。儘管蔣經國總統對外宣稱「我們有研發能力但不製造」，但對軍方高層而言，只要不跨越「製造」那條紅線，研發能力的極限擴張，便被視為符合最高國家利益。
然而，這場博弈最終在一九八八年迎來戲劇性的結束。張憲義叛逃事件，使美國認定台灣已觸碰紅線。在蔣經國總統逝世、政權交替的動盪時刻，雷根政府採取斷然措施，派遣代表團強行拆除中科院的重水反應爐等設備。當時的美國在台辦事處處長丁大衛（David Dean），甚至帶著保證書要求新任總統李登輝簽署，並強硬表示，若李總統不簽字，他便不必回美國覆命。台灣的核武夢想，也就在那一刻，被國際強權徹底掐斷。 （相關報導： 沈旭暉專欄：奧本海默的大革命時代 ｜ 更多文章 ）
電影《奧本海默》結尾，奧本海默對愛因斯坦說：「當我帶著那些計算結果來找你時，我們以為可能會引發連鎖反應，最終毀滅整個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