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凱傑觀點：《民族團結進步促進法》的域外追訴─中國法律戰正寫台灣人風險邊界

中國《民族團結進步促進法》將於7月1日正式施行。若放在中國逾二十年的法律戰脈絡觀察，顯示當抽象政治敘事被寫入法律，風險將外溢到台灣與海外民主社會。

2005年的《反分裂國家法》，主要在於建立對台動武的法律正當性；2024年的《關於依法懲治「台獨」頑固分子分裂國家、煽動分裂國家犯罪的意見》，則進一步具體化對所謂「台獨頑固分子」的刑事追訴；即將施行的《民族團結進步促進法》，則將民族認同、國家認同與法律責任相互連結，形成另一層制度工具。這不是單一孤立的立法，而是中國對台法律戰逐步演進出的三層結構。

第一，是敘事法律化。法律不只具有規範功能，也具有塑造社會認知的功能。《民族團結進步促進法》第21條要求增進台灣同胞對中華民族的歸屬感、認同感與榮譽感，並強調「同屬中華民族、同是中國人」的認識。當「兩岸同屬一個民族共同體」被法律化，未來任何涉及台灣的管轄主張，都更容易被包裝成「國內事務」，這正是法律戰最隱蔽之處：先以立法建構正當性，再以正當性支撐後續執法、宣傳與外交攻勢。

第二，是管轄域外化。第63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外的組織或個人，針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實施破壞民族團結進步、製造民族分裂行為者，依法追究法律責任。從刑事法與國際法角度觀察，這至少產生兩項風險。

其一，是管轄擴張。行為發生在境外，行為人可能並非中國公民，仍被主張適用中國法律。已超越一般刑法屬地原則的核心範圍，並可能被用來包裝對境外言論、組織與政治參與的追訴。其二，是規範不確定性。「破壞民族團結或分裂」並非具體明確的法律概念，而有高度政治解釋空間。學術研究、媒體評論、宗教活動、公共演講，甚至個人在社群媒體上的政治表態，都可能被賦予政治與法律風險。

法律概念越抽象，執法裁量越大；當這種裁量又被主張延伸至境外，將形成跨境鎮壓與民主社會寒蟬效應的問題。

第三，是自我審查的風險內化。跨境鎮壓未必始於逮捕，更常始於恐懼。真正的效果，是讓學者在赴中交流前多考慮一次，讓媒體工作者在撰寫敏感議題時多刪掉一句話，讓宗教團體在兩岸互動中開始自我設限，甚至讓海外華人社群因擔憂本人或家人在中國境內的安全，而逐漸減少公開發言。

這並非空泛的推論。根據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統計，2014年至2024年間，全球已記錄1,219件跨國鎮壓具體案例，中國一國即占272件，約22%，連續十年居全球之冠。在台灣，2016年至2019年間，已有逾600名遭境外指控涉案的台灣人，經第三地轉送至中國；2025年前往中國再遭限制或剝奪人身自由的台灣人數更達221人，是2024年同期的四倍。這種風險不像飛彈，也不像軍事衝突，更像長期降下的毒雨。每一次影響都不劇烈，但累積多年後，公共討論空間可能逐漸被改變。

值得注意的是，此種制度邏輯與2020年《香港國安法》具有相似之處：透過高度概括的法律概念，建立域外執法的國內法正當性。國際人權組織「保護衛士」（Safeguard Defenders）近年公開資料，也持續揭露中國在海外設立秘密警察站及從事跨境施壓的案例。民主國家近年也普遍開始正視跨境鎮壓與外國干預所帶來的制度挑戰。

具體而言，至少有3項工作值得推動。第一，建立赴中、港澳及高風險第三國的交流風險分級機制，提供民眾更具體的風險指引；對涉及敏感職務或高度公共性交流者，也可建立必要的諮詢與提醒制度。第二，強化司法互助、引渡與第三國執法合作的政治性審查，明確拒絕配合以「民族分裂」等抽象政治概念包裝的司法請求，避免民主法治程序遭威權國家濫用。第三，建立跨境施壓行為的通報、揭露與支援平台，將恐嚇、跟監、威脅家屬、要求刪文、阻止發言、施壓學校或企業等行為納入制度性紀錄，並對學術界、媒體、企業與民間團體提供可操作的風險指引。

民主社會不能只提醒人民「小心」，更應透過制度讓人民知道風險在哪裡、遇到壓力可以向誰求助，以及國家如何拒絕威權法律向境外延伸。 （相關報導： 觀點投書：回應黑熊學院─別利用中共《民族團結進步促進法》過度解讀成恐慌敘事 ｜ 更多文章 ）

*作者為臺北地方法院國安及軍事專庭法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