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賴清德祭拜八田與一，稱「飲水思源」，引起爭論。
一直以來，民進黨和台派導演塑造的八田與一，是「日本建設台灣」敘事的一環。日據時代當然有建設，但是到底應該怎樣公正評價八田與一這樣「建設台灣」的「好日本人」？他們又是怎樣被納入台灣本土敘事的？
其實民進黨政府這種敘事並不罕見。很多後殖民社會都出現過類似現象。印度部分精英也會懷念英國行政效率，越南部分城市懷念法式都市規劃，韓國也有人懷念日據工業化⋯⋯中國每次城市內澇也會有人懷念德國人在青島修的下水道。
八田與一作為工程師和帝國的精密零件，他當然有真實的技術貢獻。他主持興建的嘉南大圳和烏山頭水庫，在當時確實是亞洲最大的灌溉系統，它將嘉南平原從旱地變為糧倉，極大地提高了土地產出。
但評價的公正性在於不應漏掉「目的」。日本在台灣興修水利，首要目標並非為了「造福台民」，而是為了將台灣打造成為大日本帝國的農業供給基地——當時的戰略就是「農業台灣，工業日本」，而且八田與一最開始要興建嘉南大圳的計畫是被日本反對的，直到1918年日本本土發生米騷動事件，內閣才同意修建嘉南大圳。所以，日本當時的出發點，就是為了解決日本本土的糧食危機。
結果也是如此：大圳建成後，台灣稻米大量輸往日本，而本地農民往往被迫改食地瓜。
台灣人對八田與一的印象好，因為他對待工人相對公正，和日本一般武官、特高警察不一樣。當然這也側面反映出，當時日本總督府對台灣人普遍的壓榨。
直到今天，台南很多農民仍然感念他，這不是完全虛假的情感。畢竟他用強烈的工程理想主義，客觀上改變了南台灣農業結構。
——就像台灣很多佃農因為蔣中正的「耕者有其田」政策而獲得土地，因此感念國民黨的「威權時代」。
我第一次知道八田與一，是在電影《kano》裡。他和劇情主線（棒球）其實關係不大，可是在電影裡硬生生如吉祥物般出現，被塑造成一個勤勞理性無私愛民的日本建設者，頗有些刻意。但是，在《賽德克巴萊》裡，又展示了另一個視角。裡面也有善待台灣人的日本警察、教師，在賽德克族起義時，甚至是無辜的，但是電影並沒有過度美化他們，而是把他們還原為日據時代整個帝國系統的一環，被時代浪潮裹挾前行。
更戲劇性的是，《kano》的編劇，同時也是《賽德克巴萊》的導演魏德聖。他在拍完賽德克巴萊之後，卻又以另一種視角呈現「殖民者中的好人」，這也挺值得玩味。
在《賽德克·巴萊》中對這個問題的討論：日本老師或警察對原住民有私交、有提攜，但這種「私人善意「在結構性壓迫面前是蒼白的，甚至是同化政策的一環。當原住民起義時，這種「善意」也無法抵消失去土地、信仰和尊嚴的仇恨。
三年後《KANO》中，魏德聖則選擇「夢想與合作」：強調共同奮鬥，八田與一被符號化為支持台灣子弟奮鬥的長輩，弱化了統治者的傲慢。
首先，神化八田與一，是一種台灣「悲情敘事」的出口。民進黨強調日本時期的「現代化建設」，往往是為了通過對比來消解後續國民黨政權初期的統治合法性。八田與一被推崇，是為了證明「日本留下了基礎，而不是一片荒蕪」。
而且能在兩岸的共有記憶之外，為台灣建立一套獨特的、與日本文明相連的歷史源頭，從而拉開與大一統史觀的距離。而且把八田與一簡化為一個「辛勤工作的工程師」時，還能避開了關於「主權、剝削、歧視」的尖銳爭辯，更容易被當代大眾接受。
為何今天民進黨特別熱衷塑造「好日本人」？因為在民進黨與部分本土派敘事中，「日本」經常被當作一種身份鏡像。如果台灣要建立「台灣不是中國歷史延伸」那就必須重新定義近代史中的合法性來源。
在這套敘事裡，八田與一就不只是工程師。他變成了「日本讓台灣走向現代」的象徵人物。
可是，如果回到八田與一本身，我們可以看到很多殖民歷史討論中最容易混淆的地方。「殖民建設」和「殖民壓迫」，往往是同時存在的。因為帝國不可能一直只靠刺刀統治，也靠水利、鐵路、學校與醫院統治。
英國殖民印度時，也有修鐵路、建法院、推公共衛生的官員；法國殖民越南，也有興建學校與港口；日本殖民朝鮮、台灣，同樣建立了現代行政、交通與農業系統。
但這些建設首先服務的，是帝國治理。嘉南大圳並不是單純「為台灣人民幸福而建」，它本質上是日本帝國南進體系的一部分，緩解日本的「米騷亂」。
《KANO》中的八田與一，勤勞、理性、愛民、專業、無私。這是一種典型敘事：日本雖然有軍國主義問題，但普通日本人其實是認真建設亞洲的。它刻意淡化了皇民化、警察統治、階級差異、台日權力不平等。於是八田與一就從「帝國工程師」，變成了「純粹的台灣建設者」。
《賽德克·巴萊》反而更接近成熟歷史觀，它理解到，個人的善意，並不能取消整個帝國秩序的壓迫性。它也承認了殖民處境中的人性複雜。
其實很多後殖民社會都出現過類似現象。印度部分精英也會懷念英國行政效率，越南部分城市懷念法式都市規劃，韓國也有人懷念日據工業化⋯⋯中國每次城市內澇也會有人懷念德國人在青島修的下水道。
甚至，很多研究納粹德國的人後來也認為：並不是每個納粹官員都面目猙獰，很多人甚至在私人生活裡相當溫和、有教養。
也許最合理的方式是，承認他作為工程師的專業與貢獻，承認嘉南大圳對台灣農業的重要性，同時不脫離日本殖民統治的大背景，不把殖民建設浪漫化成單純恩惠。
當然好玩的還有魏德聖這個人。同一個導演，一邊拍反殖民，一邊又浪漫化殖民？
他在《賽德克·巴萊》和《KANO》中展現出的視差，恰恰折射出台灣知識界在處理「殖民記憶「時的集體糾結與多重人格。也可理解為，魏德聖始終在嘗試縫合台灣破碎的史觀。
他試圖提供一套「最大公約數」的敘事：既然反抗是真（賽德克），那麼合作也是真（KANO），他把這兩者都視為台灣性格的一部分。
在《賽德克·巴萊》裡，日本警察帶來了郵局、學校和秩序，雖然伴隨著壓迫。在《KANO》里，日本教練和八田與一帶來了公平競爭的體育精神和先進的水利技術。
他既想要反殖民的民族正義，又想要殖民遺留下來的現代性資產。
所以才會出現，他把八田與一硬生生塞進《KANO》，實際上是完成了一次歷史整容，將一個冷冰冰的帝國水利工程，整形成了一個溫暖的、台灣人參與其中的「鄉土記憶「。
1941年12月8日，珍珠港事變後，太平洋戰爭爆發。1942年4月，日本進占美國屬地菲律賓，日本陸軍省聘八田與一為「南方開發派遣要員」，要前往菲律賓進行棉作灌溉設施調查。
結果，八田與一在前往菲律賓日占區的途中，乘坐的郵輪大洋丸號遭遇美軍魚雷攻擊，導致他逃生不及而罹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