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點投書：誰會赴戰？從國民返國參戰現象，看台灣防衛意志的真實邏輯

​當台海局勢因國際動盪形成「控制性升溫」態勢，​CNN發佈台灣國內出現移居與資產外移的討論之際，「​自己的國家自己守護」成為一種政治呼籲。然而，​真正值得深究的問題不在於這句話本身，而在於為何在某些國家，​戰爭來臨時人民會主動「歸來」赴戰，而在台灣，部分人卻傾向「​離開」？這種方向性的差異，​揭示的是更深層的國家認同與制度信任問題。

​就拿台灣人最熟悉的以色列為例，在歷次中東衝突中，​旅居海外的以色列人往往選擇返國參戰，甚至自發報到。​這種現象並非偶然，而是一種制度化的國防文化結果。​從全民義務役制度、後備動員體系，​到社會對軍事服役的高度正當性認同，以色列長期將「國家存亡」​與「個人責任」緊密綁定，使返國參戰成為一種近乎自然的選擇。

​類似的情況，也出現在烏克蘭。​自2022年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以來，​大量旅外烏克蘭人返國參與防衛，甚至加入志願部隊。​這不僅來自民族認同的驅動，更來自於一種強烈的「共同命運感」。​百姓清楚認知若國家失守，他們將無處可退。

即便是在政治體制不同的伊朗，於兩伊戰爭期間，​也曾出現旅外僑民返國參與戰事的情況。這種現象背後，​除了民族與宗教動員外，也包含國家對「犧牲」的正當化聖戰敘事，​以及社會對參戰者的高度尊崇。​這些案例共同呈現一個關鍵特徵：「當國家面臨生存威脅時，​離去避戰並非主流選項，歸來赴戰才是」。​這並不意味著這些國家的人民更具勇氣，​而是他們所處的制度與社會環境，使得「歸來赴戰」​成為一種理性且正當的決策。

​反觀台灣，當前社會氛圍卻呈現出不同的邏輯。​部分民眾在風險升高時選擇規劃退場機制，包含移民與資產外移。​這並不單純是個人意志問題，而是社會對風險結構的回應。​當個體感知到風險承擔可能是不對稱的，自然會傾向保留選擇，​而非單向承擔。

​這種差異的核心，在於「社會契約的強度」。在以色列與烏克蘭，​人民普遍相信國家會與個人共同承擔風險，政治領導階層也不例外。​這種信任，使得返國參戰不只是情緒反應，​而是一種對社會制度的回應。相對而言，​若社會對於權力階層是否承擔同等風險存疑，則「留下」​共赴國難的正當性自然會被削弱。

此外，「戰爭敘事」的差異亦不可忽視。​以色列與烏克蘭的防衛敘事明確且具體。即敵人是誰、為何而戰、​為誰而戰、失敗的代價為何，皆被清楚傳達。​這種明確性降低了不確定性，使個體更容易做出承擔風險的決定。​反之，若戰爭敘事模糊或內部存在分歧，​則社會將更傾向分散風險而非集中承擔。​而這部分正是台灣目前最欠缺的。

​再者，制度設計亦影響行為選擇。以色列的後備動員體系、​烏克蘭的全面戰時動員，以及伊朗的革命動員機制，​都在制度上預設「人民會參戰」。​而台灣長期處於中國常態武力威嚇下的「和平狀態」，​動員體系與社會心理尚未完全轉換至準戰時模式，導致「是否參與」​仍被視為個人選擇，而非集體義務。​以致尚未形成社會共識與防衛意識。

​因此，「自己的國家自己守護」在不同國家所代表的意義並不相同。​在某些國家，它是一種早已內化的行為準則；而在台灣，​它仍是一種需要被說服的政治命題。​當這句話尚未轉化為社會共識時，其動員效果自然有限。

真正的關鍵，不在於要求人民更有犧牲精神，而在於建立一個讓「​歸來或留下赴戰」成為合理選擇的環境。這包括風險分配的對稱性、​制度的可信度，以及領導階層的示範作用。​當人民相信國家及領導階層不會拋棄他們，​他們才有可能選擇不拋棄國家。​最終，戰爭來臨時，一個社會的選擇方向，從來不是臨時決定的，​而是長期制度與信任累積的結果。​問題不只是台灣人會不會留下或歸來，而是這個國家，​是否已經準備好讓人民願意。​

＊作者為軍事及區域情勢觀察員。 （相關報導： 陸文浩觀點：如何反制共軍無人機─揭露殲-6W神風特攻的長短板 ｜ 更多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