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P 專屬文章 施威全專欄：柯文哲京華城案涉及都計專業，法官未盡「司法說理」的義務

繁瑣的都市計畫規定是柯文哲案的深水區，檢察官在此犯了不少錯誤，包括：第一：容積管制，包括限制與獎勵，實為兩軌制，但檢察官亂軌、混軌而思路打結。醫師蘇偉碩找出了內政部2010年專案報告、監察院2012年調查研究報告、台北市議會公報第90卷第9期刊載的市府說明，都清楚顯示「兩軌制就像台鐵的山線與海線，各有不同的法令依據！不是上下關係。」（蘇偉碩語）；但檢察官偵訊時硬要拿第一軌的法令（土管條例）壓第二軌的都市計畫細部計畫，因而指責威京案中的都委會「權力這麼大」、「那我不是創設一個皇帝嗎？我不是傅崐萁了？」

第二：檢察官在談都市計畫通案原則與個案（威京容積獎勵案）規定時，總把通案與個案對立起來，然後指責依個案創設的規定違反一致性、公平性。其實個案與通案是互補、不衝突。個案未必是例外，也不是特權，個案處理、個案討論、個案協商，是臺灣都市計畫引進英國的規劃許可後，乃至後來容積獎勵流行，再正常不過的實務作法。個案與通案最大的不同，不是因人（開發商）設事，而是賦予公務體系較大裁量權，但仍然要合法、合程序。這點檢察官總弄錯，好像個案處理就是藏污納垢。

被傳的都計實務工作者、都計學界，或有證詞、或發表文字呈顯檢察官對都計體制的誤解，蘇偉碩出版專冊列舉檢察官們的錯誤，我也藉著專欄寫了10多篇就此釐清一些都計概念。可惜檢察官犯的錯誤，法官判決時重蹈覆轍。

就算法官認為上述的證言、公文書揭示的意旨，不足以一錘定，但法官看到現行都市計畫規定存在爭議，也看到公務員既定、行之有年的實務作法與檢察官的看法不一致，面對這些不一致與不同的意見，那法官應該採取對被告有利的說法。亦即法官必須考量：一、法律本身是否明確到足以作為刑事論斷的基礎？二、若存在合理的學理爭議，It requires courts to resolve statutory ambiguity infavour of the accused（法院在解釋法律條文爭議時，應傾向於對被告有利）。

但是在極度爭議的情形下，法官仍採取檢方的解釋而判有柯文哲京華案違背法令。真要如此硬幹也是可以，前提是，法官必須在都市計畫法上展現相當專業與高度，清楚地駁斥內政部2010年專案報告、監察院2012年調查研究報告等公文書，以及蘇偉碩與我的這類看法，這也就是「司法說理」的義務，但法官沒有。

「法院在解釋法律條文爭議時，應傾向於對被告有利」在普通法被稱為 rule of lenity（從寬解釋原則，美國說法）或strict construction of penal statutes（刑法條文的嚴格解釋，英國說法），在英國經典刑法著作〈Textbook of Criminal Law〉（刑法教科書）裡，威爾斯學者、劍橋法學教授威廉斯（Glanville Llewelyn Williams）便提到大陸法系有相同概念：「疑義從被告有利解釋」，是罪刑法定主義的延伸。 （相關報導： 夏珍專欄：京華城案的「驚堂木」─原來「微笑」與「可能有」皆可定罪 ｜ 更多文章 ）

「從寬解釋原則」用來預防暴君與酷吏藉刑法擴張解釋限制人身自由，這概念在維多利亞時期就發展地很成熟，在君權時代用來防止國王亂殺頭，此後一直是英美刑法的支柱。例如Sweet v Parsley AC 132 一案，便是英國刑法史的里程碑，該案涉及違禁品的持有，法官藉著判決來區分到底是真正刑事犯罪還是行政違規，核心概念之一就是「刑法條文的嚴格解釋」，解釋法律條文爭議時，應傾向於對被告有利。

主要用於刑法的「從寬解釋原則」，不限於用在刑法，也用於行政法規的解釋上。當行政法的解釋會影響到被告的定罪與判刑時，法官對於行政規定的解釋必須選擇對被告有利的解釋。

在英國樞密院的 Lim Chin Aik v The Queen [1963] AC 160一案，涉及的行政法是新加坡〈移民條例〉，此案闡明了行政法與刑事責任的交會， 被告刑事責任的成立必須具備公正的通知與明確性。含糊不清或未予揭露的行政命令，不得作為定罪依據。

這也就是柯文哲京華案的課題，對於都市計畫細部計畫能否設立容積獎勵，面對各式爭辯，法官有義務採取對柯文哲有利的說法，如此詮釋都市計畫法規後，繼而在刑法上認為柯文哲沒有違背職務。法官沒有如此做，法官也沒有「司法說理」，沒有從都市計畫體系、開發許可制、等開發管制概念的高度來談容積創設。

上述我對法官裁判的評論，還算是比較客氣，我批評法官在不具備都市計畫的專業下，以一般行政法概念看威京案時，錯誤套用了，才會有如下的評斷：「足徵本案細部計畫確有違反法律保留原則、違法準用都更及違反平等原則等違法情事。」。若細看蘇偉碩舉證的公文書、行政部門對容積獎勵的說明、臺灣各地案例，以及他列舉的從陳水扁到柯文哲歷任市長時的案例，可達成一個結論：該看的，法官沒看，或者看錯。

為何法官不盡責「從寬解釋」、「司法解釋」，從法官的裁判策略可看出端倪。要說柯文哲在此案收賄，證據上很薄弱，法官只有先說威京案的容積獎勵違法，或許能補強「送賄收賄」的說法。法官的手法，一手抓著不夠堅實的情境證據，一手把法律面上的爭議擴張認定為沒爭議，兩者湊起來相互佐證，認定柯文哲有罪。

論證該有的原則，法官都沒做到。「禁止自舉規則」（Rule against bootstrapping），不能用懷疑與假設來支撐薄弱的證據；同時「數量不等於質量」（quantity does not substitute for quality），證據的「份量」必須獨立成立，不能因為數量多就掩蓋質量不足。兩個薄弱的證據不會自動結合成一個強的證據；「弱弱不能湊強」，不能用不可靠的證據去拉抬另一個不可靠的證據。

兩張薄紙疊在一起，不會成為一塊堅硬的木板。這課題，且看二審法官如何面對。

＊作者為倫敦大學伯貝克法律學校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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