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姊如母」的教誨，竟成長女們一生枷鎖！張慧慈的《長女病》，釋放「蠟燭型人格」被埋葬的自由與夢想

你是長女嗎？

或許你聽過「長兄如父，長姐如母」的古諺，這句話道盡東亞漢人傳統家庭的排序邏輯：長子傳承家業，長女輔佐家務。

但是，根據台灣作家張慧慈的調查，東亞社會許多長女們，不僅輔佐家務，還時常犧牲自我發展或身家財產給家庭。

她以自己的經驗及研究，寫下《長女病：我們不是天生愛扛責任，台灣跨世代女兒的故事》一書。該書2025年面世，在台灣掀起廣泛討論，一度登上書市暢銷榜，並即將翻譯成韓文出版。

書中探索的「長女病」其實不是生理疾病，而是心理與社會結構的產物。BBC中文訪問了張慧慈及年輕的台灣女性及相關學者，探討這個在台灣輿論場熱議的話題。

姑姑的遺言：「以後你會懂我說什麼」

在張慧慈的記憶中，姑姑的離世是難以磨滅的記憶。姑姑病歿前說的最後幾句話，觸發張慧慈多年後探究長女議題的靈感，最終成書。

張慧慈憶及，那是一個尋常的台北下午，因為一生勞碌、40歲便罹患胰臟癌症末期的姑姑從台灣南部北上探望家人。

她說，小時候很不理解，為何自己和姑姑同為長女，她卻明顯更疼愛二妹。當天，她終於從姑姑的口中得到解答。「因為妹妹她活得很自由自在，這是我想要的生活，但我做不到。」

姑姑向張慧慈說，我好羨慕她。「慧慈，在這個家族裡面，做大姐的就是沒有辦法做什麼，可是這是不公平的。」

她憶及，姑姑叮嚀說，「以後不要活得像我一樣，要去做好自己想做的事情，一定要出去走走，然後要好好地讀書然後去賺錢，走出去，不要被這個家庭影響。你現在可能不知道姑姑在講什麼，可是長大後一定會知道。」

這句話對張慧慈來說不僅是最後的叮嚀，似乎還有世代相傳的心意傳承。

張慧慈說，姑姑一生勞碌，從少女時代起便肩負照顧家族與外甥的重擔，為了孝養父母與論及婚嫁的外地男友分手。之後甚至過繼妹妹無力撫養的孩子為乾兒子——不僅承擔女兒該有的角色，還為家族延續做出犧牲，卻因為未婚身份被家族親友鄙夷，即便過世了「許多親友對她都沒有什麼好話」。

她後來回想，這不僅是姑姑的命運，更是無數台灣「長姊如母」的縮影——她們被教導要「撐起家」，卻鮮少享有回報。

姑姑過世後，張慧慈遵從遺言，埋首書堆，試圖以學業翻轉命運，她在清華及台灣大學拿下學士碩士，在成年後逐漸發現，自己的這份「長女責任感」已如藤蔓般纏繞著自己生活卻難以掙脫——即便遇到嚴重的職場霸凌。

在意識到自己這個「症候」時，她求助專業心理諮商，又發現周遭際遇相似的女性朋友們，也多數是長女！這讓社會學背景的她開啟了對「長女病」的研究。

長女病到底是什麼？

「長女病」究竟是什麼病？還是做長女就會生病？

對此，張慧慈直接向BBC說， 其實沒有長女病這個「病徵」，她自己定義長女病好似是一個社會特質 （social character/trait）。譬如如果妳是一個可能要負擔家計，或者是說從頭到大背負過多的家庭責任的話，那你就很容易在行為上會出現過度承擔，甚至是犧牲自我，十分在意父母的想法，委屈自己去做所有的事情。 （相關報導： 不只台灣軍購遲交？日本簽約5年裝備仍未到貨，東京抱怨自衛隊因「這點」被迫多付600億 ｜ 更多文章 ）

那為什麼是社會特質？

對此，張慧慈稱長女病會出現，是因為社會需要有人來承擔很多責任，然後這些人最好就是都不要有任何的怨言或反抗，加上父權意識形態與社會的協力，創造了「長女」這一批人。

「然後告訴你作為大姐該怎麼做，要長姐如母。作為大姐就好像什麼事情我就接上，特別是華人社會的女性來講，好像就一切都那麼理所當然的感覺。」她說。

此外，有一些分析也強調，雖然許多人提及長女病似乎是上世紀出生的女性，但對年輕的女性來說，上一代的家庭角色，還是複製到年輕的台灣女性身上。

就讀研究所並從事自由業多年的台灣女性Yufeng（化名），也在網路抒發自己身為長女的感嘆，認為張慧慈出書終於為許多長女發聲。

90後的Yufeng向BBC解釋，她是從小被父母長輩叮嚀「姊姊要讓弟弟」時開始意識到長女的掙扎，譬如爸爸會向她說：「這是你的弟弟，你以後要負責照顧他」。

Yufeng又指出，隨著年歲漸長，一些涉及到家庭責任的事務，總是姊姊承擔。「例如：媽媽的事業需要姊姊投資、爸爸想買房期望姊姊能負擔貸款，小事就是過年回家，姊姊總是被招喚的那個，而弟弟愛不愛回家都無所謂，也不會被強求，爸媽詢問也是透過姊姊再問弟弟。」

「高中時期、大學時期，爸爸來跟我借錢，家裡的人總會說，怎樣都是自己的爸爸，期望姊姊能承擔一切，不過我內心是想跟那些親戚們說，那也是你哥、也是你兒子。我意識到這點後，因此決定不想因為家裡而犧牲什麼實際的東西。」

Yufeng說，她常被呼喚回去照顧生病的奶奶、幫媽媽處理電視壞掉、手機不會用的問題等，但弟弟不會被呼喚。

「我認為我很早覺醒身為長女會被壓迫，以及對於壓迫會反抗。」Yufeng表示。

長女的「蠟燭型人格」

心理學將這種人格稱為「蠟燭型人格」——燃燒自己，照亮他人。另一心理學學派提出相關的「手足排序理論」指出，這種性格不限於生理性別：主要指那個「沒人指名，卻總是自己走進責任裡」的人。

有一位讀者在網上分享：「小時候，爸媽忙，我就煮飯帶弟妹；長大後，職場上也總是加班到最後。」有研究稱這種模式，橫跨藍領與白領家庭，也橫跨世代。

張慧慈說，的確在職場上，更容易嗅出誰是長女。

她根據自己的初步調查指出，若我們稍加留意，不難辨識出長女身影：她們總是默默完成任務、主動扛起不屬於自己的責任，甚至容易遭受霸凌或自我PUA（自我懷疑）。

換言之，這些女性習慣「橫向照顧」，從家庭延伸到辦公室，成為團隊的「穩定器」，卻也因此忽略升遷與界線。但張慧慈坦言：「當主管時，我特別喜歡聘用長女，因為我知道給她們公平的待遇，她們會忠誠負責地回應。」

這似乎道盡長女的職場優勢：高適應力、強執行力，但也暴露隱患——她們容易被剝削甚至霸凌，卻鮮少發聲，自我懷疑也很嚴重。張慧慈解釋，長女常習慣自力更生：因為從小要負擔弟弟或妹妹不乖帶來的風險，所以在辦公室通常都有「算了，我自己來比較快」的個性。 （相關報導： 不只台灣軍購遲交？日本簽約5年裝備仍未到貨，東京抱怨自衛隊因「這點」被迫多付600億 ｜ 更多文章 ）

這種獨立，從家庭延燒到職場，讓她們寧可加班，也不願求助他人。譬如一位白領女性向張慧慈分享：「入職第一天，老闆丟來一堆雜務，我以為是考驗，結果成了常態。加班到深夜，卻從未爭取加薪。」

另一位受訪者說：「我總是幫上司寫報告，換來一句『你真可靠』，但升職機會永遠輪不到我。」另一位教育工作者則說：「同事休假，我自動接手；疫情時，我一人扛全班防疫，卻被指『太愛出風頭』。」

這些經歷，反映長女的「蠟燭型人格」：她們有可能比較服從權威或在職場上唯命是從，原因來自自小在家庭中對父母長輩的命令需要使命必達隨傳隨到。

在社交網路平台上，一位用戶這樣說：「長女病讓我在職場上永遠是『好員工』，但內心空虛到崩潰」。台灣精神科醫師洪敬倫也在網路上指出，在台灣文化中，「姐姐要讓弟弟」或「大的要幫父母」這些觀念將「照顧他人」內化為長女的身份職責。「它不只影響心理健康，也讓許多人錯過了探索自我、嘗試錯誤、或單純休息的自由。」

「我的母親就是這樣的人。她從小照顧弟妹，學業優秀又能幹，但在她心裡仍有遺憾：太早成為小大人，錯過了能自由做夢的童年。」洪醫師說。

全球共同的「長女」現象

「長女病」並非台灣獨有。根據研究，在韓國的「K-長女」（K-장녀）（是韓國「Korea」的與「長女」的組合詞）同樣指在傳統韓國家庭中，長女被期望要犧牲自己、照顧弟妹與家庭，養成過度懂事、以他人為重、忽略自身需求的人格，與華語圈的「長女病」概念對應。

近期Netflix韓國電視影集《苦盡柑來遇見你》便以此為題材，探討三代濟州島長女的命運。有心理師分析，劇中長女的特徵——早熟和隱忍——正是亞洲家庭的縮影。

據此，張慧慈向BBC透露，書出版後，不僅中國大陸讀者大聲附和拒絕成為「扶弟魔」，連懂中文的韓國與印度讀者，也紛紛傳來感同身受的迴響。

「扶弟魔」是中國網路流行詞，指女兒無條件犧牲人生，成就弟弟：從小讓玩具、到成年資助婚房，甚至挖空家財還債。一位中國大陸讀者向張慧慈說，自己到英國留學，父母立即要求開始工作後，需要存錢幫弟弟買房，她提出質疑後遭致父母反駁稱「因為你是姊姊。甚至沒有拒絕的空間。」

另一位懂中文的韓國釜山讀者則向張慧慈分享，她是淚流滿面把書讀完，直說這是她的故事。

去年獲得釜山影展最佳導演的台灣影星舒淇半自傳的電影《女孩》則透過影像直指基層家庭中，長女不堪家庭肢體及性暴力的出走，代表台灣正角逐奧斯卡外語片的《左撇子女孩》裡，台灣導演鄒時擎也聚焦在單親家庭中，年輕長女面對未來的迷惘與堅韌。

美國紅星泰勒絲（Taylor Swift）最新發行的專輯一首新曲《Eldest Daughter》也在高唱長女的掙扎與榮光。歌詞細膩描寫稱「長女，總是第一批被送去屠宰場的羔羊，因此我們披起狼皮，無畏無懼！」

這首歌一推出，便登上Billboard熱門，有粉絲留言：「終於有人懂我的痛。」

如何卸下長女包袱？

張慧慈向BBC說，她與朋友去心理諮商時，諮商師都向她表示「你們長女」是諮商大客戶。 （相關報導： 不只台灣軍購遲交？日本簽約5年裝備仍未到貨，東京抱怨自衛隊因「這點」被迫多付600億 ｜ 更多文章 ）

事實上，許多心理諮商師或精神醫生也陸續提及「長女」在她們的治療間不算少數，常因「無法休息」或不斷付出（不管對方是否需要）出現憂鬱等健康問題而求助；譬如，台灣振芝心身醫學診所洪敬倫醫師撰文指出，臨床工作中常到長女或家中最體貼的女兒，而這些女性從小就在一種「被需要」的期待裡長大。

「隨著時間推進，這些期待逐漸內化成一種心理慣性：習慣讓自己有用，習慣在混亂中維持秩序，也習慣把『讓別人安心』當成價值所在。然而，當這種慣性長期運作，『功能』會悄悄取代『自我』。」換言之，自我來自別人對她們的依賴。

如何協助長女們卸下重擔？

對此，心理學學者、香港理工大學助理教授許沛鴻（Bryant Hui）向BBC中文說，從整體研究來看，現今的研究尚未證明出生順序與心理健康之間有堅實或一致的關聯性。

譬如，大規模研究和元分析（Meta-analysis）並未發現與抑鬱或一般心理困擾等事物之間的可靠連結；此外，大多數心理學研究亦顯示，即使存在某些輕微影響，其在男性與女性之間的差異並不顯著。

德國萊比錫大學的性格研究員朱莉婭·羅爾博士（Dr Julia Rohrer）也曾向BBC指出，「長女病」確實提供了一個框架，讓女性可以找到在類似情況下成長的其他人交流經驗。她認為，以這種方式框定個人經歷無妨，反思自己的經歷也很有意義，「但只要你不認為這種經歷是普遍的」。

許教授也向記者強調，就心理健康來說，在家庭中建立支持性的關係和健康的溝通，遠比一個人的出生順序重要得多。

台灣讀者Yufeng向BBC中文表示，她認為長女照顧人「應該不是小福利」，因為「對別人來說是福利，對於自己來說很累人。但她說自己也沒有不喜歡當長女，「長女幸福的點是作為第一個小孩受到許多喜愛，也因此有情感上的包袱，需要承擔更多。」Yufeng笑稱，這「不知道是福還是禍」，可能近似「能者多勞」的概念。

據此，張慧慈同意當然許多長女自小就被視為掌上明珠備受呵護，也有忍受不了很早就反抗家庭權威的長女等。但她對仍在亞洲背負長女包袱的姐妹及家庭們喊話，表示要解開長女病的枷鎖，從父母態度與手足有意識的「家務分工」是重要的一步。

她以之前母親生病，可能需要家屬「捐肝」為例。當時候她又想一肩扛下，直到弟弟妹妹告訴她說，「我們也有心要一起承擔」，她才意識到自己可以把責任分出去。

精神科醫師洪敬倫則說，他期盼長女能嘗試放下種種期待，「包括對自己的要求，留一點空間給呼吸與遲疑。當你願意這麼做，生命會慢慢鬆開，會重新看見那份屬於自己的力量。」

張慧慈也說，長女須學會愛自己，這不是自私而是對自己的基本最尊重與愛，有健康的家庭及社會是人人受益。 （相關報導： 不只台灣軍購遲交？日本簽約5年裝備仍未到貨，東京抱怨自衛隊因「這點」被迫多付600億 ｜ 更多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