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灣，測速照相與區間測速，早已不只是交通管理工具，而是一套用來掩飾治理失能的替代方案。當固定測速、區間測速與科技執法設備在全台不斷疊加、密度持續提高，問題便不再是「是否該取締超速」，而是：政府是否正以執法強度，掩蓋交通治理全面停滯的事實。
測速之所以引發如此強烈的反彈，並非民眾突然集體厭惡守法，而是因為它被推上了一個不屬於它的位置——成為代替工程、教育與制度改革的唯一解方。
以實際用路經驗而言，對經常往返宜蘭的駕駛來說，開車返鄉早已不是單純的時間選擇，而是一場高度緊繃的風險管理。國道五號長期結構性壅塞，替代路線北宜公路卻在速限偏低的前提下，搭配密集區間測速。在這樣的制度設計下，即便駕駛沒有超速意圖，也必須全程維持警戒，隨時擔心因速限落差或標示不清而遭到取締。
這並不是交通安全的提升，而是治理對用路人的全面不信任。
當交通政策以「預設違規」為前提，用路人自然不再將測速視為安全工具，而是風險來源。執法原本應該降低不確定性，現在卻成為製造不確定性的核心因素。
這種制度性壓力，近年來已明顯外溢至觀光與地方經濟。對長途旅遊或環島駕駛而言，在速限頻繁變動、設置邏輯不透明、執法高度自動化的道路環境中，罰單不再是行為後果，而是一種無法事前評估的制度風險。當風險不可計算，最理性的選擇，自然是不出遊、不開車。
旅宿訂房率下滑，常被歸因於景氣循環或消費力不足，但若交通治理本身正在主動壓縮行為選擇，卻拒絕將其列入政策成本評估，那麼真正的問題，不在市場，而在政府。
將這一切簡化為「民眾不守法」，不只是失焦，而是赤裸裸的責任轉移。測速之所以成為全民公敵，正是因為它承接了整個交通治理體系長期怠惰所累積的怨氣。
長期以來，台灣交通政策呈現一種結構性的逃避：危險路段缺乏系統性工程改善，交通教育斷裂且零碎，駕訓與考照制度無法有效淘汰高風險駕駛，記點與吊照制度形同虛設，交通權責高度分散卻無人負責整合。當制度改革困難、政治成本過高時，測速便成為最廉價、最快速、也最容易對外交代的工具。
於是，執法不再是治理的一部分，而是被用來遮蔽治理的空洞。
當一個政府習慣用攝影機代替政策，用罰單代替改革，用數字代替安全，那麼交通事故是否真正下降，反而成為次要問題。重要的是，是否「看起來」有在作為。
這正是測速爭議真正危險之處：它正在消耗社會對公共治理的基本信任。
交通安全與觀光發展，理論上並非衝突，但在缺乏清楚政策目標與設置依據的情況下，測速反而成為壓縮行為自由的工具。當「開車旅行」必須先計算罰單機率，當移動行為本身被制度性地標記為高風險，那麼所謂的自由流動，只剩下口號。
必須直言，穩定且可預期的取締，確實能改變行為；但前提是，它服務於一個完整、透明且負責任的治理體系。在交通治理成熟的國家，測速只是配角，服務於明確的事故減量目標、公開的事故資料、嚴謹的記點與吊照制度，以及長期一致的交通教育。執法補的是制度漏洞，而不是替制度失敗善後。
反觀台灣，當工程不做、教育不投資、制度不改革，卻不斷加碼測速，問題便已十分清楚：政府不是不知道問題在哪裡，而是選擇不去碰真正困難的部分。
測速爭議的核心，從來不是「要不要罰」，而是：為何高風險駕駛人始終無法有效退出道路？為何測速設置的標準、目標與評估機制至今說不清楚？為何罰鍰流向缺乏透明與回饋，讓人難以相信其真正用於安全改善？
在這些問題被正面回答之前，任何新增的科技執法，都只是在替治理失靈續命。
測速不該是交通治理的主角，更不該成為政府逃避改革的遮羞布。它可以存在，但只能在制度到位之後存在。
否則，被拍下來的，從來不只是超速的車輛，而是一個政府選擇用執法，取代治理的證據。
＊作者為前立法委員，婦幼及被害人協會理事長。 （相關報導： 明明還在速限寬限值內！為何國道開到105就被測速拍照？國道警察緊急解釋了 ｜ 更多文章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