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香港回到溫哥華的第一天，我看到一篇狙擊我的文章：《地下黨、梁慕嫻、梁振英----偽命題與真命題》，作者是沈旭暉。他在文章中質疑我是否真是地下黨員，批評我推論地下黨員的方式對葉國華、梁振英等似略有無限上綱、訴諸動機之嫌，而得出探討香港誰人是否地下黨員只是一個偽命題。言詞之間不無對葉、梁褒揚有加，十分欣賞。不過，在文章裡我竟然可以找到一條關於梁振英的新線索，真是意外的收獲。於是，我寫下回應文章:
由於沈旭暉先生的文章〈地下黨、梁慕嫻、梁振英——偽命題與真命題》提及筆者的新書《我與香港地下黨》，本人現有以下回應：
首先我要說的是：沈旭暉懷疑我：「梁慕嫻是否真的是地下黨員」。本人用了十五年時間把自己在地下黨內的親身經歷寫了出來，涉及很多人物、事件，有時間、地點和照片，請問有哪一位非共黨人士能夠如此詳盡地描述過地下黨內的運作情況？我的經歷證明地下黨的確存在，可作證供之用，請問沈先生，這樣客觀存在的前提都否定的話，你又何必要寫成這篇文章？否定我在中共地下黨團近二十年的履歷，用心何在？我不明白。
葉國華是實證地下黨員，並非推算出來。有三個證人。一個是筆者，新書中第一篇及其他多篇文章都有講及他的地下身份，我們在地下黨的「學友社」系統共事多年。另兩位是宋樹材和甘玉珍，他們都是被葉國華領導的地下黨員，書中《痛苦的覺醒）中有詳細的記載。如果三個人的證供，仍未能滿足沈旭暉求證的要求，我無話可說了。
沈文中關於梁振英出任諮詢委會秘書長，出現兩個不同的版本。一個是梁振英版本，梁稱他能獲北京賞識而加入「基本法諮詢委員會」並晉升秘書長要職，是因參與解決新界土地續約問題，得到實業家、愛國人士安子介的注視，並透過已故港區人大代表廖瑤珠介紹而得。
另一個是葉國華版本。他向港澳辦李後推薦兩人，一是梁振英，一是陳毓祥，而最終梁振英被選中。梁只以一頓飯表示謝意後，數十年沒有再與葉國華聯絡。沈旭暉未能在文章中解釋因何有兩個版本，誰是說謊者，因為沈不是地下黨員，無法去追索。
這是很重要的線索。但在推論下去之前，我必須說明白的是：就像基督徒有時講屬靈的說話，有時講屬世的說話一樣，解釋地下黨問題也要留意，他們有時講公開的地上話語，有時講秘密的地下話語。
我認為上述葉、梁兩個版本是同時存在的。梁振英版本是可以公開向公眾交代的地上話語，葉國華版本是秘密的地下話語，他的推薦是應黨內上級領導循內部關係的要求，本不應公開。中央當然更相信自己的黨員葉國華，所以真正能夠促成梁振英上位的是葉國華的黨內推薦。但葉心有不甘、耿耿於懷於他的功勞被掩了，於是憤然向年輕人「踼爆」，是違犯黨規的行為，要知道，他也是一個野心勃勃的失意者。葉、梁兩人都隱瞞了一半的真相，都是說謊者。
我要感謝沈旭暉在這敏感的時刻把葉國華版本公諸於世。就憑這個版本，我可以斷定葉國華就是梁振英早期的地下黨領導人。事情起因於「六七暴動」，英皇書院有鬥委會。那時，葉國華在學友社香港區領導著的「輕音樂組」內有一英皇書院學生阿陸，葉國華把阿陸和學友社以外的英皇書院學生合組成英皇書院鬥委會。暴動後，葉國華服從地下黨領導人指令撤出學友社，另組新地盤. 黨領導人把英皇書院鬥委會轉回給學友社地下黨員柯其毅去領導。
據柯其毅回憶：他接手時的英皇書院鬥委會只剩下四、五人，為首的高年班學生姓尹，卻又被指是可疑人物，尹覺得自己很冤屈。而阿陸則因參加暴動，被學校懲罰，英文科考試總不及格，而失去升大學的機會，後被指派去中資機構工作。梁振英是英皇書院學生，在暴動期間只有十三歲，大約是讀F1 或F2，參加門委會只可能是「拉衫尾」的角色。柯其毅接手的英皇書院門委會沒有梁振英，相信是經葉國華篩選過，把可以升學的、有培養條件的留在自己屬下，沒有轉給柯其毅。可以判斷英皇書院鬥委會原是學友社系統的葉國華所領導，可以推算出梁振英在中學時期已經加入中共地下黨，葉國華是他當時的領導人。而這就是葉國華培養青年梁振英成長的一條線索。
後來的發展，梁振英竟然當上特首是葉國華所始料不及的，難怪葉要向年輕人吐露心聲。當然地，據明報報導，葉國華為要掩飾地下黨和自己的身份，也有一個可以公開的地上說詞：就是他創立的智庫顧問公司，獲新華社委聘推薦人選。但總的來說，未見有其他資料說明葉與梁的結識經過。
當香港回歸在即，中央急需用人之際，由黨循內部關係向葉團華要求推薦人材是順理成章的，也可證明葉當時在黨內地位不低，很有權威，有能量把梁振英送上中央。梁的組織關係也從此轉去中央，葉再不是他的領導人了。依照黨的保密原則，規定組織關係如轉變了，有了新的領導人後，與原來的領導人沒有了組織關係，就不應聯絡，如在公開場合碰面也只當作陌生人。尤其是葉國華的地下身份已被我揭露，梁振英當然不應再與他多加聯緊，以免染紅自己。沈旭暉大可不必為葉國華打抱不平，責備梁振英的無情無義。實際上他們倆人只不過是執行地下黨黨規行事而已。
由於是地下的原因，黨員沒有文件證據，「推算」是分辨黨員的最好方法，也是唯一的方法。我的「推算」是從事實根據出發的推算，並不是普通人無憑無據的估計或猜測，也只有我這樣的一個具有親身經歷地下生活經驗的人才能從地下黨的黨紀、關係、歷史中觀察推算出來。這樣的推算也許不能作為「呈堂證供」，但可把事件的來龍去脈解釋得清清楚楚，離真相已經不遠。
沈文中有許多斷章取義的地方，比如說「一個職位前任是黨員，後任也必是黨員」的說法。我的「秘書長要職必須由共產黨員來當」這一黨內前設條件的句子，被沈旭暉切割了。又比如「單線聯繫沒有證明」一說，並不是我的原話。實在是，地下黨為了保密無論是單線或是小組均沒有留下證據。這都是因為沈旭暉不是地下黨員，不知地下黨運作情況之故。
九、沈旭暉現正自動地接受著葉國華的「統戰」而不自知。「統戰」有兩個步骤，首先是交朋友並資助送利益階段。這階段是為了得到一個接觸的機會，希望受統對象同情共產黨，不批評共產黨，然後才是愛國、洗腦、改造，進而受控為共產黨服務。葉國華對青年學者沈旭暉的統戰目前只在第一階段，看來其目的已經達到。面對沈旭暉這樣有才學、有思考能力的學者，我估量葉國華也不敢輕舉妄動，需要慢工出細活，放長線釣大魚。我想，如果沈旭暉完全沒有甚麼利益需求的話，何必把自己染得紅白不分？
後記
在漫長的抗衡中共入侵香港的戰鬥中，眼看著我所寫的見解、預測、警告，竟然一步步地變成現實，而大多數香港人卻像「魯迅的鐵屋中熟睡的人們一樣，並不感到死的悲哀。」我承認我是敗陣了。我的憤怒和悲傷達致極點之時，卻昇華為意興闌珊、灰心失望，宣布罷寫。然而，在回港之行的最後一擊中，我遇到一位年輕的記者，是他親切的一聲「慕姐」把我失神的腦袋召喚回來。他讓我意識到我再不是革命路上的「慕姐」，而是脫胎換骨了的民主路上的「慕姐」，鼓舞我在挫折中重新上路，於是我重新寫作，便有了這篇文章。（二〇一二年四月）
國際關係學者沈旭暉一九七八年出生，先前是香港中文大學社會科學院副教授，曾就讀美國耶魯大學政治系，二〇〇六年獲牛津大學政治及國際關係博士學位。他也是葉國華為主席的「香港政策研究所」的董事。
很久以前，我看到一篇沈旭暉以「香港青年政策研究所」（Roundtable）召集人身份撰寫的文章，介紹一本為紀念 Roundtable 成立，於二〇〇四年十月出版的書《後特區啟示錄》。文章中，他說明了他們與葉國華的關係. 他說：「葉先生不拘泥於形式主義，對 Roundtable 成立樂觀其成，繼續通過個人身份和『耀中教育機構』提供沒有附設條件的實質支持，這份與時並進的人生態度，與Roundtable 的理念不謀而合，對他的感激，是衷心的。」
二〇一四年七月我收到 Roundtable Institute & Its Network 通識教育交流學會研究助理馮可欣女士來郵，邀請我參與「衛奕信勳爵文物信託：六〇年代愛國學校教育及當時社會運動之口述歷史研究」的訪問。我相當驚訝，這個 Roundtable 竟然有膽量來邀請我，也算是有些少底氣。我拒絕了他們的邀請，我看出他們是希望把「六七暴動」說成是愛國學生運動，把我作為陪襯。他們竟然把我當作統戰對象來對待，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這個計劃已經完成，名為《記憶——1967年殖民地香港的愛國青年際遇口述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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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旭暉專欄：非洲民主奇蹟─波札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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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寫到這裡時，我發現沈旭暉已經移居臺灣，近年活躍於評論界，發表不同於以前親共立場的觀點，似有回歸自由民主、普世價值的心態。他主持的網上節目，經常大膽訪問民主派人物，不怕得罪中共。但他接受《立場新聞》記者盧斯達訪問時，卻完全沒有提及以前的事，好像沒有發生過似的。我有許多疑問沒有得到解決，比如：他現在如何看葉國華和地下黨？他與Roundtable的關係如何？有沒有繼續接受葉的資助？他由親共轉向親自由民主的契機是甚麼？有朋友竟然問我，中共行事手法非常陰險毒辣，甚麼事情均可做得出，沈旭暉有沒有可能是中共派去臺灣的臥底？
我雖然向他們說，至目前為止，我看不到有這個可能性。我衷心希望他是真正覺醒，覺今是而昨非，經過深入反思，徹底看清中共的本質，真心追求自由民主。他聰明，有學識，將是一個不可多得的人材，對民主陣營將有所貢獻。但我心內一直不安，我總覺得我不能就這樣發表這些往事，我必須尋個水落石出，找出真相，對沈旭暉有一個準確的判斷，要對他負責。
於是，在二〇二一年八月，我聯絡了沈旭暉，與他有了一段長達十多天的電郵對話。經過雙方坦誠直率的表達和解釋，我有了以下的結語：
*他已堅決地辭去所有中共的或親共的機稱和公司的職位。
*他已完全離開 Roundtable，與它沒有任何關係。
*他為發表的文章《地下黨、梁泰嫻、梁振英----偽命題與真命題》向我道款兩次。
*他一直堅守的普世價值和人文精神助他覺醒，看清了中共的本質。
＊作者生於香港，筆名牛虻。1955年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後轉正為中國共產黨香港地下黨黨員，同時擔任學友社主席。在「六七暴動」中負責組織灰校學生鬥委會及飛行集會式（即快閃）示威遊行，發展地下團員和黨員。1974年移民加拿大後脫黨，成為自由撰稿人。本文節錄自作者著作《覺醒的道路：前中共香港地下黨員梁慕嫻回憶錄》（新銳文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