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點投書：從八十五萬元判決到九槍事件─外勞在台人權的真相

1980年代後，臺幣升值、產業結構走向技術及資本密集產業，因成本攀升及缺工嚴重而引進外勞，以解企業燃眉之急。然而，部分來台的工作者卻存有脫貧脫困之窘境，甚至失去生命。台灣自2009年將兩公約內國法化，理論上外勞應與本國勞工享有同等權利，並透過《勞動基準法》及《職業安全衛生法》等規定提供制度性保障。但從制度實踐面觀之，外勞職災賠償及人權保障仍存有多重缺陷。

首先，《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與《民法》並未明確規範外勞損害賠償標準，實務上多以契約期間與母國薪資水準為依據，導致賠償金額遠低於本國勞工。其次，《勞動基準法》及《職業安全衛生法》雖形式保障平等，卻忽略外勞返國後復健、就業與長期生活之需求。更嚴重者，政府對外勞職災監督屬事後補救，缺乏跨國賠償執行與再安置制度。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1838號判決即暴露此結構性落差：法律表面平等，實質卻有差別對待。此反映出台灣外勞政策長期以「管理」取代「保護」，流失尊重人權機制，也使國家形象與兩公約精神出現落差。

依《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第43條，勞動契約之準據法原則上由當事人合意決定；如無合意，則回歸履行地法。侵權行為則依據同法第20條，適用行為地法。基此，外籍勞工在臺工作所生之契約與侵權關係，主要準據法均為我國法律。然而，實務在損害賠償額度與計算基礎上，若援引外勞母國薪資，形成「準據法一致、結果不平等」的矛盾現象。上開1838號民事判決指出，外籍勞工損害賠償額度之計算，得以契約期間及原居國薪資水準為參考標準。此案歷經三審確定，成為我國外勞職災案件中採「母國所得參考」的重要先例。然此判決在形式上維持法律一貫性，實質上卻忽視《兩公約》禁止國籍歧視之精神。另依據《1949年移工公約（ILO Convention No.97）》之國際標準，締約國應確保移工不因國籍而享有低於本國勞工的勞動條件。雖台灣非締約國，但該精神與《兩公約》禁止歧視原則一致。

由於我國長期將外勞置於管理對象，而非權利主體的結構性思維，導致發生悲劇事件。多年前阮國非案（2017年9月24日，公視PNN報導）顯示，逃逸移工被視為「治安問題」，執法者傾向以武力作為第一選項，反映國家對移工身分的污名化與非人化認定。從法治國行政手段而言，開槍前有無思考替代方案？是否非死不可?執法者的裁量權是否只能限縮在「開九槍」？阮國非並非危害社會的暴力犯，是受制度性侵害而被迫走上邊緣的勞工，本質上是求生與抗爭，卻被視為等同「通緝犯」的對待。此彰顯弱勢者的「輕罪重罰」，是結構性問題。上述兩案件揭露出台灣外勞人權保障的深層困境。此與立法有關，我國《就業服務法》第46條與同法第52條規定，移工的聘僱必須透過仲介與許可程序，不能直接聘用，致國家機關無法直接介入。 （相關報導： 考上政大1科系「被譏外勞系」，畢業2出路卻超吃香！快成產業領頭羊 ｜ 更多文章 ）

再者，外籍勞工在臺的處境並不僅止於職災補償或警政執法爭議，家庭團聚權的缺口同樣揭示制度性的人權斷層。1990年聯合國通過之《所有移民勞工及其家庭成員權利保護國際公約》（ICRMW）明確指出，移民勞工及其家屬享有完整人格尊嚴，不得因跨國工作而被迫與家庭分離，並要求締約國採取積極措施保障其與配偶、未成年子女團聚。然而，台灣制度長期以國籍與技術分類作為門檻，致使藍領移工長期參與基層勞動，仍難以享有最基本的親情陪伴，形成制度性歧視，亦凸顯人權保障之階層化問題。

雖然《就業服務法》已明定外籍勞工於聘僱期間得請假返鄉，雇主不得拒絕，但是返鄉期間常態性無薪致勞保不予延續及一切費用全由勞工自行吸收，則制度上仍構成「事實上障礙」。簡言之，『家庭團聚制度』在現階段僅具象徵性與宣示性效果，而缺乏實質保障，呈現制度上的不完整與功能落空。勞動部雖曾明確指示，外籍勞工於聘僱許可期間返鄉探親的假別，應依現行《勞動基準法》規定及勞動契約約定辦理，由外籍勞工使用當年度特別休假或請事假返鄉，但實務運作則以勞方切結不支薪為常態。在現實中只是『紙上的權利』，真正的陪伴、共同生活與家庭完整，仍被制度阻隔。

2025年立法院三讀通過《就業服務法》第52條修正，正式取消過去工作期滿須出境一日方得續聘之規定，並明文保障移工於聘僱期間得返國休假，雇主應予同意。其重大意義在於，將原本以行政命令操作之「強制離境」技術性要件，改由立法明確保障「續聘權」與「返鄉休假權」；此不僅終止移工反覆出境、重新仲介扣費與照護斷鏈之現象，更象徵我國逐步由「短期替代性勞工管理模式」走向「以人性尊嚴為核心之勞動治理模式」。然而，若返鄉是以犧牲勞動條件方解鄉愁，難謂擁有家庭團聚權。未來仍須進一步檢討相關制度，方可真正落實家庭完整性與人性尊嚴之保障。

此外，雖然我國已設置1955專線、人口販運防制通報、勞動檢查與仲介評鑑制度，惟多屬事後補救或行政處理，欠缺跨部會即時連線、風險預警與自動通報機制，難以及時偵測家務工、漁工等高風險群之非法拘禁、限制行動或自殺風險。茲建議推動三項結構性改革：第一，行政部門應建立主動監管與職安風險預警制度，使風險不再依賴人工申訴；第二，成立跨部會「移工人權風險通報系統」，得即時掌握勞動場所之拘禁、虐待、暴力或逃逸高風險訊號，以提前介入並提供法律、社工與保護服務；第三，職業災害之損害賠償宜比照本國勞工，並考慮引入「懲罰性賠償」制度，俾促使雇主真正投入防災與管理，改善「高權管理外勞」之現況，始能在制度上實現實質平等與人權保障。 （相關報導： 考上政大1科系「被譏外勞系」，畢業2出路卻超吃香！快成產業領頭羊 ｜ 更多文章 ）

＊作者為大學法學教師、行政&司法調解委員、榮譽觀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