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為何成為亞洲第一：《台灣同婚法的誕生與演進》選摘（2）

全球已有三十九個國家擁有成立同性婚姻的法制，但這些大部分是歐美文化圈或受其強烈影響的國家，當初在亞洲都沒有先例。因此，在日本可能有人會認為，同性婚姻是遙遠的歐美國家的事。在這種情況下，台灣率先加入這個行列對日本具有特殊意義。台灣曾經是日本在戰前統治五十年的殖民地，現在的居民是那些經歷過日本統治的人（前日本人）的後裔。此外，戰後中國國民黨政權（及其追隨者）遷台，來自中國的外省人取代日本人成為統治者。從這個意義上說，台灣是日本文化與中國文化交會之處。最後，為什麼這樣的台灣能夠成為亞洲第一個實現同性婚姻的國家？以下我想從三個面向來說明。

及早成功將「性別」政治化

台灣和日本一樣，各人的性傾向原本只被限制在私密空間中，並不被視為公共討論的對象，也不被視為行政或法律應該處理的公共議題。同性戀者與國家的接觸，頂多就是威權國家走狗般的警察權力，對同志進行騷擾性的臨檢而已。這與基督教或伊斯蘭教文化圈以法律懲罰同性性行為的想法完全不同。換句話說，同志等同於不存在於公共空間，也不是政治性的存在。在這種將同志在公共世界中不可視的文化下，要制定保障其權利的法律，反而比以法律壓制的文化更加困難。這是因為同志只被允許悄悄地存在於私密空間中，並未被賦予接受政治對待的資格。

如第三章所述，相對於擁有反同性戀法的壓制模式，我將這種類型的文化（或法律類型）稱為不可視模式。壓制模式反而因為目標從一開始就被政治化，反而更容易轉換為權利保護模式。這相當於北丸雄二所說的歷史敘述主詞賓語轉換的問題。在以法律壓制同性戀的壓制模式中，異性戀者始終是敘述歷史的主詞，而同志則是被敘述的賓語。同志的解放、平等化、權利保護，意味著承認同志也有資格作為主詞來敘述，實現主詞和賓語的轉換。

相較之下，在不可視化模式中，目標甚至連被公開敘述的賓語都不是。性傾向和性別認同只是私密的隱事，僅止於下流話題。因此，要建立平等保護同志權利的法律，首先需要將目標拉進公共領域，使其成為政治性存在。這是將同性戀者納入同性婚姻等公共制度的重要前提。台灣和日本都曾是缺乏這個前提的不可視化模式國家。然而，台灣在進入二○○○年代後，成功快速打破了這種問題結構。

如第一章所述，在台灣引導同志進入公共空間的是文學。在解除戒嚴前，同志文學就已經為公開討論同志提供了論壇。「出版」（publish）就是「公開化」（public）。這為二○○○年代之後同志的法制化做好了準備。二○○○年首次政黨輪替後，民進黨陳水扁政權上台，從二○○一年的人權保障基本法草案（未通過）開始，出現了將同性戀者人權、性傾向納入法律規定的動向。性別平等教育法（二○○四年）、就業服務法的修正（二○○七年）、性別工作平等法（同年）、家暴防治法的修正（同年）等，都明文規定（或透過解釋）開始將性傾向納入法律規範之中。 （相關報導： 台灣同婚合法化六年了，然後呢？賦權一刻的狂喜、分手後的心碎、「隱婚」的危機和平淡生活中的挑戰 ｜ 更多文章 ）

如此一來，性傾向、性別認同等議題在台灣，被定位在「性別」、「性平」（性別平等）之中，逐漸政治化。推動這些變革的是女性主義者和女性運動家。在男女性別平等的延伸線上，得以將SOGIE系列問題列入議程。一旦同志議題實現政治化、法制化，作為其深化版本的同性別家庭（生存所需的基礎設施）法制化幾乎是必然的發展。

經歷這樣的過程，使台灣從不可視化模式轉變為權利保護模式，開創了讓同志成為敘述主體的世界。相較之下，日本的情況又是如何？直接將LGBTQ+作為法律規範對象的，至今只有關於變更戶籍性別的性別特例法（二○○三年，而且還是以性別認同障礙這種病理化的方式）。儘管為了消除對 LGBT 群體的歧視，國會內外持續就相關立法進行討論，最終於二○二一年六月，以LGBT理解增進法之形式制定通過。雖然在野黨主張應制定明確禁止歧視之法律，但該主張未獲採納，立法結果僅為一部旨在「促進國民對於性傾向及性別認同多元性之理解」的宣示性法律。此一法律雖具有將同志群體首次納入法律規範範疇之意義，然其本質上仍僅將同志定位為「須為多數所理解之對象」，而非明確作為享有法律上權利之主體。從這個意義來說，主詞仍然是異性戀社會，而LGBTQ+依然停留在賓語的位置。 （相關報導： 台灣同婚合法化六年了，然後呢？賦權一刻的狂喜、分手後的心碎、「隱婚」的危機和平淡生活中的挑戰 ｜ 更多文章 ）

另一方面，日本在地方政府層面，推行同性伴侶關係／家庭關係宣誓制度的地方行政區劃，涵蓋範圍已占全國人口92%以上（截至二○二五年五月底已有五百三十個地方政府推出），未來有望推動國家立法和法院判決。可以說，日本才剛剛到達將LGBTQ+從私密空間帶入公共領域，法律模式開始典範轉移的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