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制度化的「同志」：《台灣同婚法的誕生與演進》選摘（1）

在台灣，直到二十一世紀以前，法律條文中幾乎都不會出現同性戀（者）、性傾向、同性伴侶等用語。既不禁止同性間的性行為也不科以刑罰，但也沒有保障同性戀者權利的法律。從法律角度來看，同性戀者形同不存在，完全被不可視化。反過來說，這意味著社會默認所有成員都是異性戀者（將異性戀視為預設值），而且並不認為一個人的性傾向具有公共意義。這點與日本相似（不可視化模式），與歐美或伊斯蘭國家以壓制形式由公權力介入同性間親密關係的國家不同（壓制模式）。

法律的兩種類型：壓制模式與不可視化模式

許多採用壓制模式的國家大約從一九六○年代開始，將同性成年人之間合意性行為除罪化，作為最初的法制改革。即使在先進國家中，也有直到最近才廢除反同性戀法的國家（至少在形式上）。在除罪化之後，從歐洲部分國家開始出現保障同性間建立親密圈的法律制度，這意味著開始轉型被剝奪的正義的進程。

從一九八九年的丹麥開始，出現了承認同性伴侶關係的國家，雖然這種關係準同於婚姻，但被視為與婚姻不同類型的家人（如同居伴侶、登記伴侶關係、民事結合PACS等）。這股潮流迅速擴展到挪威（一九九三年）、瑞典（一九九四年）、冰島（一九九六年）、荷蘭（一九九八年）、比利時（一九九八年）、法國（一九九九年）、芬蘭（二○○一年）、德國（二○○一年）、英國（二○○四年）、瑞士（二○○四年）等國。此外，也擴展到美國部分州（哥倫比亞特區一九九二年、夏威夷州一九九七年、加利福尼亞州一九九九年、佛蒙特州二○○○年、紐澤西州二○○三年等）以及紐西蘭（二○○四年）、澳洲（二○○八年）、南非（二○○六年）。

幾乎在同一時間，開始出現禁止基於性傾向之法律逐步建立。例如一九九六年，加拿大修改人權憲章，禁止基於性傾向的歧視。二○○○年十二月公布的歐盟基本權利憲章第二十一條明確規定，禁止包括性傾向在內任何理由的歧視，並要求各成員國遵守。這促使歐盟各國朝消除婚姻中的性傾向差別待遇的方向發展。

登記伴侶制度是類似婚姻的制度，具有幾乎等同於婚姻的法律效力。但是，除了名稱不是婚姻之外，在收養等方面的法律效力往往和婚姻的效力不同。也就是說，這只是從完整婚姻中減去某些法律效力的制度。為了更徹底地消除基於性傾向的差別待遇，許多有登記伴侶制度的國家在當事人提起訴訟後，不久就承認比照異性間的法律婚姻。

世界上第一個允許同性婚姻的國家是二○○一年的荷蘭。之後擴展到比利時（二○○三年）、西班牙（二○○五年）、加拿大（二○○五年）、南非（二○○六年）等歐洲、北美、非洲、大洋洲各國。截至本書完稿時的二○二一年底，包括瑞士和智利（二○二二年開始實施）在內，已有三十一個國家承認同性婚姻。目前（二○二五年七月）已經增加到三十九個國家。由此可見，反而是在壓制模式的國家中，出現了轉換成權利保障模式的趨勢。 （相關報導： 台灣同婚合法化六年了，然後呢？賦權一刻的狂喜、分手後的心碎、「隱婚」的危機和平淡生活中的挑戰 ｜ 更多文章 ）

為什麼當婚姻法消除基於性傾向的差別待遇成為世界潮流時，亞洲國家卻直到台灣加入前都沒有跟進的動向呢？這主要是因為在亞洲，具有同性性傾向的人在社會上不被看見，缺乏將同性戀者視為法律規範對象的認識。反而因為沒有將同性間性行為除罪化的階段，導致同性戀者作為法律主體的顯現受到耽擱。同性戀者只能躲在私密空間中過著低調生活，而不能作為法律權利主體出現在公共空間（不是公共存在）的社會中，不可能有相關的法律形成。

因此，台灣雖然是一個從未有過反同性戀法的不可視國家，卻實現了婚姻平權，這是很罕見的例子。同性戀者在台灣與日本的法律上屬於不可視這一點上是相同的，對日本而言，台灣能提供給予的啟示與壓制模式國家發生轉變的原因是不同的。這不是遙遠的歐美國家從懲罰同性戀到實現同性婚姻的故事。

首次政權轉移與作為策略的人權

台灣首次嘗試在法律中納入消除性傾向歧視的時間點，是在一九九三年底。當時在野的民進黨試圖制定反歧視法時，如第二章所述，在立法院首次舉行促進同性戀人權公聽會，這是台灣首次在公開場合有當事人團體參與討論同性戀人權的議題。

下一次同性戀人權出現在立法場合，是在首次政黨輪替之後，緊接在國民黨的李登輝之後，就任總統的民進黨籍陳水扁（二○○○年）提出了「人權立國」的口號。民進黨政權為了將國際人權公約國內法化，推動制定人權保障基本法草案。直到今日，台灣政府仍積極致力於遵守國際人權公約，其中有以下原因：

台灣在戰後直到一九七一年，作為代表全中國的政府擁有聯合國常任理事國席位，並作為「中國」獲得國際社會的承認。但到了一九七一年，北京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台灣，繼承了中國政府的法律地位。背景是在美國與當時社會主義國家蘇聯對立的情況下，美國決定接近同樣與蘇聯針鋒相對的中國。結果，台灣被排除在聯合國等大多數國際組織之外，維持正式邦交的國家數也逐漸減少。日本在一九七二年與中國建交，同時與台灣斷交，此後只維持「民間」關係。目前，台灣正式維持外交關係的國家僅剩十二個（截至二○二五年）。主要國家早已全都與北京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

對於這樣成為國際社會孤兒，且被中國日益壓縮國際生存空間的台灣而言，實踐民主、自由、人權等價值，對於在國際社會生存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特別是近期，由於中國在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和香港的打壓人權受到國際批評，台灣展現與中國的差異更具重要意義。對於傾向台灣獨立的民進黨政權而言，人權是其立足的基本價值。首位民進黨籍總統陳水扁在就職演說中，便已承諾推動國際人權法的國內法化（二○○○年）。 （相關報導： 台灣同婚合法化六年了，然後呢？賦權一刻的狂喜、分手後的心碎、「隱婚」的危機和平淡生活中的挑戰 ｜ 更多文章 ）

這樣產生了一個弔詭現象：台灣雖然未加入聯合國，卻更加熱心推動聯合國人權公約的國內法化。實質確保國內人權，有助於為國際社會接納台灣創造條件。因此對台灣而言，尊重人權能夠獲得外部正當性，也作為台灣這個政治實體的生存策略之一。台灣處於這樣特殊的國際政治環境，是能夠成為亞洲第一個實現婚姻平權的背景因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