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灣南投擔任性別及多元議題專職講師的余靜葭與前妻相識相愛近20年。她說，早在2017年她們就在親朋好友前舉辦了一場私人婚禮。
台灣同性婚姻合法化的第二年，兩人正式登記結婚，但結婚一年多，期待的婚姻生活黯然收場。
「那時我想，若能在一起十多年，就定能走一輩子，」余老師接受BBC中文採訪時，回顧兩人之間情起情落與生活點滴，仍不時眼泛淚光。
「結婚前覺得很熱血，覺得藉著婚姻告訴大家我們（同志）也可以結婚，結婚後覺得好自豪，但離婚後心底就覺得自卑，為什麼會這樣（的結果）？」
2019年5月24日，台灣立法院通過同婚專法《司法院釋字第748號解釋施行法》，正式承認同性婚姻，成為亞洲首例。
過去六年，台灣的LGBTQ+社群經歷了最初的狂喜，面對婚姻破裂後的心碎，社會接納上的落差，出櫃與否的糾結，及這一切帶來的挑戰和考驗。
台灣同婚專法通過的當年即有近3000對同性伴侶登記結婚。根據台灣行政院性別平等處去年發布的最新官方統計，截至2023年底，台灣累計超過2.5萬人（約1萬2千多對伴侶）登記同性婚姻，其中女性近1.8萬人。女性同婚登記人數是男性的2.32倍。
官方統計也顯示，同志離婚數近年緩步上升，2019年有110對伴侶離婚（2944對結婚），2023年增至783對（3183對結婚），自2019年起至2023年底，共有約2400對同婚伴侶離婚。
愛經不起考驗？
對今年40歲的余老師來說，婚姻經營並不容易，同性婚姻尤甚，選擇離婚背後有更多拉扯。除了經濟及生活相處問題，她認為更深層的原因是家庭壓力。
在台灣同婚合法化前，前妻因擔心被同事認出，拒絕與她在超市同行，「她都說，我先在門口等妳」。但同婚通過後，前妻認為法律認可婚姻，才願意較公開兩人關係。
然而，婚後兩人租屋在前妻「婆家」不遠處，並共同購買一處預售屋，但前妻為了讓生活「看起來正常」，多數時間選擇住在「婆家」，每週二人世界的相處時間僅剩週末48小時。
余老師表示，自己是獨生女，父母與親友支持她結婚成家。但前妻來自台灣南投觀念較保守的傳統家庭，母親堅決反對這場婚事。2017年雙方私下舉辦的婚禮，前妻家人僅有一位兄長參與。家庭問題影響婚姻，壓力似乎從未遠離。
「當時，我懷疑買房子是否只是為了滿足她置產的心願或想像？」余老師說。
余靜葭與前妻在2006年中部求學時相識。一路走來，雖經分合，她心中始終懷抱相守一生的希望。2017年，為結束遠距離戀愛，她搬到農業為主的南投縣，準備與前妻共築未來，並趁同婚運動熱潮，與志同道合的社運團體合作，舉辦民間贊助的婚禮。她提到當年婚禮的喜餅內藏一封聲援同婚合法化的文章，象徵兩人對未來婚姻之路的期許，眼底仍帶一絲懷念往事的笑容。
「有時我問自己，當初為伴侶來中部，如今留下來為了什麼？」她說。如今，透過性別及教育平權工作幫助小地方的弱勢族群，她一步步找回自我價值。余靜葭未對婚姻失去信心：「婚姻不是束縛，而是為關係提供穩固的框架，」她說。若遇合適的人，她願意再婚。
台灣性別研究學者陳政沂向BBC中文分析說，儘管台灣同志婚姻已合法，「出櫃」仍是許多同志在婚姻前後面臨的高牆。不少同志結婚時，可能僅在戶政系統登記，對外維持「隱形婚姻」，除戶政機關及彼此，無人知曉他們的婚姻。
「這使得在面對情感衝突時，無法求助親友或專業支持，獨自承受情感與社會的雙重壓力，宛如孤島。」
陳政沂解釋，台灣對「離婚」標籤仍存負面觀感，同志離婚身份的揭露常伴隨「婚姻失敗者」與「同志身份」邊緣的雙重污名。因此，許多人為避免負面評價或被深究，離婚後對外人或約會時採取隱晦（discreet）的溝通策略，以「前女友」或「分手」替代前任或離婚。此外，陳先生還觀察到，歐美同志伴侶較少受傳統文化束縛。 相反地，與異性戀伴侶雷同，台灣同志走入婚姻關係前，許多人內化的華人價值觀，例如金錢觀或緊密的家人關係仍會影響婚姻關係及伴侶溝通。他舉例說，有同志便向他表示婚前單身時不大需要或選擇不在意對方的家人，婚後卻需參與對方家庭活動，如過年團聚等互動，開始感到壓力，甚至導致婚姻問題。
「兩個媽媽」家庭的尷尬
對另一位進入同性關係的吳少喬而言，在同婚合法前，面對保守家庭觀念時一敗塗地。現居台灣北部桃園的吳少喬，嘗盡了無法律保障婚姻的苦頭。
今年43歲的吳老師目前是桃園的兒童性別教育老師。吳少喬2009年與前任同性伴侶在中國舉辦私人婚禮「結婚」。2010年，兩人決定透過試管嬰兒計畫實現生育兒女的夢想。她們從泰國花費45萬新台幣從精子銀行購買精子，原本懷有雙胞胎，但不幸流產一胎。懷孕36週時，吳少喬早產剖腹生下女兒苗苗。
然而，前妻家人極力反對這段感情，甚至稱吳少喬為「妖女」，揚言要「打斷她的腿」，讓婚姻從一開始便籠罩在烏雲之下。2015年與前妻「離婚」後，吳少喬帶著女兒苗苗回到台灣，決心重建家庭。
2019年，她與現任妻子明玓再婚，同婚合法化後，現任妻子依法收養苗苗成為繼母。然而，同志家庭仍面臨挑戰。譬如，苗苗就讀中學的表單僅有「父母」欄位，無法反映多元家庭現實。一位校長曾堅持稱吳少喬為「爸爸」，即便她解釋「我們家是兩個媽媽」，校長仍說：「妳有在賺錢，妳就是爸爸！」吳少喬向BBC表示，這顯示台灣教育對多元家庭的準備不足。
在華人價值觀的影響下，如同異性戀，也有同志視離婚為恥辱或「不好看的事」，擔憂在親友面前沒面子，因此選擇不對外訴苦。
或者如一些基督徒認為離婚似乎是背叛眾人當年的祝福及信仰而感到痛苦萬分。這些文化與社群期待，加重離婚同志的心理負擔及罪咎感，他說。
對此，余靜葭則表示，與同為基督徒的前妻曾因性傾向遭教會排斥，離婚後她在南投草屯長老教會找到接納，她哽咽地向記者表示，曾經憂慮離婚而背棄信仰，離婚後的情緒低落及自我懷疑，藉著教會的支持以及協助更弱勢的民眾的成就感，生活逐漸找到方向。
網紅失婚後的自我療傷之路
35歲的安德烈（Andre）是華人同志圈小有名氣的成人網紅，在2023年在一場親友聚會中接受前夫求婚，恰逢台灣同婚合法化四週年，兩人步入婚姻，獲不少網友祝福。但婚姻僅維持11個月便結束。
他向BBC表示，離婚後頭三個月陷入情緒低谷，內心充斥被背叛的哀傷：「我花了好長時間調適。」
他解釋說，離婚後不僅要向親友解釋原因，外界的評判也讓他倍感壓力，幾近憂鬱。他曾考慮心理諮商，但最終靠自己慢慢調適。為療癒傷痛，安德烈選擇長時間獨處，反思自我與這段關係。
他考慮過聘請律師處理事業財務分割，但顧及對方家庭經濟狀況，最終放棄訴訟，以和平方式告別婚姻：「從不想見到他，到見面會生氣，再到現在能平靜面對，是一段很長的路。」
事實上，台灣同志離婚法律比異性戀夫妻更簡便。依據《同婚專法》，離婚只需具備「難以維持的重大事由」即可申請。反之，台灣《民法》規定，異性戀若過錯由一方負責，僅無責方可請求離婚，這限制「有責配偶」（如外遇者）主動申請裁判離婚，常導致法庭上夫妻互相指責、揭露對方缺失以證明誰是過錯方。直到近年大法官解釋後，情況才有所改善。
但離婚雖較容易，並不代表每位同志離婚後都能立即無憂無慮的回到單身生活，而不被往事打擾。安德烈向記者說，在社交平台公布離婚後，許多匿名網友冷嘲熱諷湧來。在台灣社群媒體Dcard上，有人針對他和前夫的「開放性關係」批評，認為婚姻應性愛專一，結婚是多此一舉；還有人說早就不看好他們，「這婚姻本就不會長久」。
安德烈坦言，這些酸言酸語最初傷了他，他也曾試圖向他人解釋選擇，但如今學會釋然：「他們怎麼說是他們的自由，我無法杜絕每個人的悠悠之口。我只能說，每個人對性與關係有不同看法，我與他們三觀不同，但不代表我不能選擇婚姻吧？」
走過這段婚姻，安德烈表示目前專注生活與事業，與菲律賓男友維持遠距離戀愛，對再婚持謹慎態度：「未來的事很難說，」他笑著說。
「讓同志可以結婚，就是要讓同志也可以離婚」
台灣心理諮商師徐維庭則向BBC表示，針對多元性別伴侶的諮商資源不足，台灣的政策不夠明確，心理師只能自行宣傳LGBT或多元性別專長。徐維庭建議設立多元性別諮商專區，提供轉介資源，關注多元性別族群的特殊需求。
台灣人權團體「彩虹平權大平台」執行長鄧筑媛告訴BBC，過去同志伴侶分手時，因缺乏法律規範，常出現暴力或不公情況。「現在有法律協助是很重要的一步，」她說。她解釋說，推動同婚時，律師常說：「讓同志可以結婚，就是要讓同志也可以離婚。」這意味財產分配或子女監護權等「家務事」可進入公領域，依法處理，對同志婚姻至關重要，避免離婚落入無法可管的窘境，儘管許多法令仍不完善。
陳政沂則向BBC表示，根據他的調查，婚姻結束後，男女同志都會尋求支援，但社會給予的資源還遠不夠。此外，多數同志仍對諮商（心理諮詢）都有負面想法，更別提尤其很多同志本來就是在隱形婚姻裡，沒對外說明自己已婚，離婚後更無意願對外求助。
不過，根據彩虹平權大平台2025年5月發布的電話民調顯示，受訪者中傾向支持同性婚姻仍超過一半，有54.3%的支持者。但專家稱，台灣需要更完善的政策與法律，讓同志伴侶在婚姻或離婚後都能獲得更多有效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