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點投書：從戰後詮釋起筆─台海歷史詮釋與國家認同之爭

導言：八十年後的戰場，歷史不再屬於昨日

從勝利日到閱兵儀式，兩岸都在爭奪「誰打贏這場戰爭」。2025年的臺灣，正值二戰結束八十週年，街頭與媒體間再次浮現「誰是抗戰真正勝利者」的爭論。北京舉辦的抗戰勝利大閱兵，以氣勢磅礡的軍容展示「中共才是抗戰主力」的敘事；台北則在自由廣場舉辦紀念儀式，強調「中華民國八年抗戰」的法統與犧牲。兩岸隔著海峽，卻同時將「抗戰」轉化為今日政治合法性的來源。

這種對立不是單純的歷史學術爭議，而是現實政治的延伸。中國要藉由「中共才是抗戰核心」的版本，消除國民黨政權在近代史上的功績；臺灣則要保有「中華民國是抗戰主體」的記憶，以支撐自身存在的法理基礎。正因如此，勝利日不僅是一場紀念，更是一場戰場。

國際上並非沒有類似情境。德國長期進行納粹歷史的公開清算，試圖將記憶轉化為教育，而不是政權正當性的籌碼；韓國則在影視與街頭紀念中，不斷重述日本殖民統治的痛苦，將歷史內化為集體身分的養分；日本則因教科書爭議多次引爆外交糾紛，說明歷史如何牽動國際關係。對比台海兩岸，我們看到的卻是截然不同的方向：一邊是「歷史當武器」，一邊是「歷史做防線」。

一、敘事工廠：檔案、博物館、課本如何生產「真相」

官方記憶與民間記憶的角力，誰能掌握檔案，誰就能主導歷史的書寫。在北京，中共中央黨史研究院與抗戰紀念館主導了官方版本，檔案選擇性釋出，凸顯八路軍、新四軍的英勇，淡化國民黨正面戰場的犧牲。課本因此出現「八年抗戰等於共產黨抗戰」的強化版本。

臺灣則在轉型正義推動下，逐步開放政治檔案，並在二二八紀念館、白色恐怖景美紀念園區等場域重構記憶。但國共戰爭、二戰戰後處理等議題，往往受制於政治敏感性，導致課本編寫與博物館展示，時常出現模糊或淡化的處理。這種「選擇性失憶」本身，亦是一種治理策略。

國際比較更能凸顯差異：德國選擇全面揭露納粹罪行，以避免歷史被再度扭曲；韓國則在2015年政府嘗試推動「統一版歷史課本」時，引發師生抗議，最終被廢止，突顯民主社會的抵抗力；日本課本審訂制度的保守化，則反映國家記憶可能再度收縮。臺灣應從這些經驗中理解：沒有多元視角的史學，往往會淪為政治服務。

二、身份曲線：認同變遷如何反過來改寫歷史

當民意不再相信「共同祖國」，課本就會換章，臺灣社會的集體認同，正是歷史詮釋變遷的根源。政大選研中心的數據顯示，1992年仍有近半民眾認為自己是「中國人」或「亦台亦中」，但2024年僅剩不到3成，且年輕世代幾乎全面傾向「臺灣人」。這種結構性轉變，使得課綱改革、歷史教育與紀念活動都不得不跟著調整。

舉例而言，2019年課綱新增「白色恐怖」與「轉型正義」單元，正反映社會對「中國視角」的疏離。對照兩岸，我們看到中國強調「民族大一統」，臺灣則越來越重視「多元族群史觀」。這並非偶然，而是認同曲線與歷史敘事互相作用的結果。 （相關報導： 李忠謙專欄：秀肌肉給美國人看的抗日勝利閱兵 ｜ 更多文章 ）

國際上也有相似案例：波蘭於2018年通過「記憶法」，規定不得將二戰集中營責任歸咎於波蘭民族，引發爭議。這類法律反映政府企圖透過「單一版本」捍衛認同，但往往激起國際反彈。臺灣必須謹記，若要建立穩固的認同，不能依靠「壓制版本」，而應當透過「多元並存」。

三、從停戰到冷戰：戰後秩序在台海的「雙重合法性」

開羅、波茨坦、舊金山、中日和約，誰把誰寫進國際法？二戰結束後，台海的歷史並非自然延續，而是被國際條約與冷戰格局切割。開羅宣言與波茨坦公告，確立了戰後臺灣「歸還中華民國」的法律基礎；然而舊金山和約並未直接承認臺灣主權歸屬，留下曖昧空間。1952年的《中日和約》雖寫明「日本放棄臺灣」，卻也未交代歸屬，成為今日國際法爭議的起點。

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因此展開「雙重合法性」競逐。前者強調抗戰勝利的法統與條約延續，後者則宣稱自己繼承整個「中國」的唯一合法代表。這場戰後秩序的拉鋸，不僅在外交場域上持續延燒，也在史學論述中留下深刻痕跡。

國際案例值得借鏡：德國在冷戰時期同樣面臨「兩個德國」的合法性爭奪，但透過《基本條約》逐步承認彼此存在；日本則因「未處理的殖民遺緒」在韓國與中國陷入長期外交糾紛。這些經驗提醒我們：歷史詮釋的戰場若不轉化為制度對話，最終只會強化對立，無助於認同穩定。

四、歷史，不只放在博物館：把記憶植入城市

街區路徑、公共藝術與行走教學，讓敘事離開玻璃櫃。博物館的展覽固然重要，但歷史一旦被限制在玻璃櫃與展板，就會成為「隔離的記憶」。真正能觸動人心的，是「城市中的記憶路徑」。

柏林的「絆腳石計畫」在街頭鋪設黃銅石磚，標記納粹受害者的住處；馬德里的「記憶之路」透過壁畫與社區路線，讓戰後記憶進入日常生活。這些案例說明：記憶不是靜態保存，而是「行走的歷史課」。

對臺灣而言，高雄愛河兩岸的日治建築、二二八事件遺址、白色恐怖監獄遺址，都能被納入城市路徑設計。若能藉由地方政府與市民社群合作，把多版本的記憶化為可感知的公共藝術與步道，不僅能對抗單一敘事，還能將記憶轉化為城市品牌的一部分。 

五、課綱之外：影視與遊戲如何教一堂歷史課

大眾文化是最長的教科書，大眾文化的影響力，往往比課本更持久。韓劇《陽光先生》讓新世代重新理解韓國的殖民痛苦；日本動畫《昭和元祿落語心中》則以藝術之名折射戰後創傷。這些作品說明影視是「歷史的翻譯器」。

遊戲更是另一個戰場。《決勝時刻》系列將冷戰、二戰故事重現，形成世代的「歷史預演」；而《This War of Mine》則以平民視角描繪戰爭殘酷，被波蘭政府納入課程指定教材。

臺灣的影視近年也開始觸碰戰後題材，例如《返校》、《斯卡羅》。這些作品不僅提供娛樂，更讓社會進入集體對話。若能有更多跨國合作，將台海戰後的歷史故事轉化為影視或遊戲，臺灣將能在文化外交中創造新的敘事空間。

六、歷史法，還是言論法？避免把記憶治理做成禁令

透明揭露、反仇恨與學術自由的三角平衡，在歷史記憶爭議中，政府最常犯的錯誤是「立法管制版本」。波蘭2018年的「記憶法」規定不得說「波蘭對集中營負責」，結果引發國際輿論反彈，也限制了學術研究。南韓政府一度想推「統一版歷史課本」，最後因師生抗議而收回。這些案例提醒我們：強制唯一版本，會讓歷史再度政治化。 （相關報導： 李忠謙專欄：秀肌肉給美國人看的抗日勝利閱兵 ｜ 更多文章 ）

臺灣的挑戰在於如何兼顧三角平衡：

（一）透明揭露：持續開放政治檔案與戰後文件。

（二）反仇恨：避免記憶政治轉化為族群攻擊或歧視。

（三）學術自由：確保研究者能挑戰與修正官方版本。

因此，與其制定「歷史詮釋法」，不如推動「檔案揭露法」與「公共審議機制」，讓社會透過公開資料與討論來生成多元版本。記憶不應是禁令，而應是辯論。

七、臺灣的路線圖：從史實競逐到認同共存

三年三步驟：開放、共作、評估。歷史爭議若要從「戰場」轉為「共存」，必須有制度化藍圖。本文建議臺灣可採三年三步驟模式：

（一）第一年：全面開放。加速檔案數位化，建立開放資料平台，並與國際檔案機構合作，讓史料跨國比對。

（二）第二年：公共共作。推動課程共製、地方記憶導覽與市民論壇，讓學生、居民、NPO都能參與歷史再詮釋。

（三）第三年：滾動評估。透過民調、教育調查、國際合作檢視，評估哪些記憶策略有效，哪些需要修正。

同時，設定具體KPI：檔案開放件數（每年增加約15%）、歷史課程共製案例數（每年約10起以上）、城市導覽參與人次（每年突破約50,000人）。

這些數據能讓「記憶治理」成為可衡量、可改善的公共政策，而不只是意識形態的爭論。

結語：歷史不是武器，而是共存的橋樑

從戰後條約到今日課本，從愛河邊的老建築到影視遊戲的想像，我們看到歷史在台海不斷被重新詮釋。它既是政治武器，也是社會防線。問題在於：我們要繼續讓歷史成為「彼此攻擊的子彈」，還是能把它轉化為「共存的橋樑」？

真正的答案，不在於建立唯一版本，而在於承認多元記憶，並讓這些記憶彼此對話。唯有如此，歷史才不會是昨日的戰場，而能成為明日的養分。

台海未來的穩定，從來不是一種「正統」的勝出，而是眾多版本能否共存。當社會願意接受「歷史可被討論」，認同才會有足夠韌性去面對變局。那一天，我們或許能真正說：歷史不再只是爭奪，而是共築。 （相關報導： 李忠謙專欄：秀肌肉給美國人看的抗日勝利閱兵 ｜ 更多文章 ）

＊作者為國立中山大學公共事務管理研究所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