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導言
台灣的核電爭議再次成為公共討論的焦點。支持者強調核電低碳、穩定、成本低廉，對高耗電的半導體與 AI 產業尤為關鍵；反對者則憂慮地震風險、機組老化與廢料處置的長期成本。
我原本對核能抱持開放態度，甚至是支持者。然而，長期觀察台灣在各類公共議題上的集體行為後，我的立場改變了。原因不在於否定核電的技術價值，而是出於對社會長期承擔能力的懷疑。
台灣在政策推動上的慣性：「先做決定、忽略風險，等出事後將責任推給政府」。因此讓我難以相信，我們已準備好安全地長期運行核電。我稱這種現象為「決策後失憶症」。
二、什麼是「決策後失憶症」？
1、選擇時的短視心理
面對重大公共議題時，社會常將選擇簡化成「眼前好處」與「遙遠風險」的二選一。眼前可見的利益：電價不漲、產業受益、經濟立刻成長。
事實呢？往往掩蓋了長期風險評估的重要性。
2、後果出現時的切割反應
一旦負面結果出現，人們傾向切割責任：「我只是投票支持，是政府執行失敗」。
這種切割保護了心理安全感，但也阻斷了自我反思的可能性。
3、重複出現的案例
1. 都市更新與捷運延宕：推動時滿場叫好，房價上漲讓年輕人買不起房時，輿論轉而批評政府無能。
2. 觀光過熱與生活品質惡化：經濟低迷時呼籲推動觀光，後來因交通壅塞、物價上漲、垃圾暴增而反對，忘了自己曾經支持。
3. 防疫政策搖擺：疫情初期要求封鎖越嚴越好，後來經濟受創又批評防疫過頭。
4. 基礎建設鄰避效應：初期支持基礎設施（尤其嫌惡設施），發現落點在自家附近時立場逆轉，並要求「立刻改善」或「政府應選更適合的地方」。然而，台灣就這麼大，能設在哪裡呢？
三、核電公投的同樣陷阱
核電公投的支持與反對雙方各有其事實基礎，但也存在共同盲區：
1. 支持方過於樂觀於「技術會解決一切」，忽略安全審查、耐震補強、燃料採購與人員訓練的長期成本與社會風險。
2. 反對方低估短期能源轉型的困難，將尚未成熟的替代方案視為可立即上線。
國際經驗顯示，日本高濱核電廠重啟歷時近 7 年；比利時杜爾3 號機延役計畫因安全評估延誤而提前退役；美國沃茲巴 2 號機復工拖了 20 多年、成本翻倍。
以台灣核三廠為例，若政策逆轉並決定重啟，需進行全廠系統安全檢測、耐震補強、零件更換與燃料採購。依台電估算與國際經驗推測，安全審查與設計需 2 至 3 年，施工 3 至 5 年，加上燃料供應鏈重建，整體時程恐達 6 至 8 年，追加成本可能高達數百億元新台幣，高階廢料處置場址仍無解。
在這樣的現實下，即便公投通過，一旦延宕或超支，輿論極可能再次切割：「是政府無能」，而不是承認這是全民共同的選擇。
四、反核的理由，不是技術，而是人性
反核，並非否定核電的技術價值，而是因為我不相信我們的社會已經具備長期安全運行它的條件。
核電需要一個自律、理性且願意承擔風險的社會，而我們在其他公共議題上的表現，反覆證明我們傾向把風險留給未來、把責任推給他人。
五、延伸思考：技術官員的期待與現實落差
公共討論中常聽到「政府應該立即改善」。
然而，這句話隱含了對技術官員不切實際的期待：只要領了納稅人的薪水，就應該立刻具備跨領域知識、無限資源與排除所有障礙的能力。
現實是，技術官員的工作環境充滿限制：繁瑣的法律程序、層層預算核准、權責分割與地方政治壓力，這些條件不會因民眾的急迫感而消失。忽略這些現實，只會讓政策落入「要求過高、執行受阻、輿論反噬」的惡性循環。
六、結語
核電公投最終可能再次驗證台灣公共決策的典型劇本：「先做決定、再怪政府」。
真正的課題，不是單純的支持或反對，而是我們是否能在投票時正視利益與風險並存的現實，並準備好為選擇承擔長期責任。
如果這一點不改變，無論是核電、觀光、捷運還是防疫，我們都將一次又一次重演「決策後失憶症」的循環。
＊作者畢業於國防大學政治研究所。 （相關報導： 觀點投書：823 公投─核三二號機延役，你應該先知道的事 ｜ 更多文章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