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為一個現代語詞，「作文」二字就是練習寫文章的意思。
練習是一種手段，必須有目的，而且最好是明確的目的。十八歲以下的青少年不得不寫作文，目的是在升學考試拿高分、進名校。這個目的相當明確，可是人人沒把握，老古人早說了：「不願文章高天下，但願文章中試官。」誰知道批改作文的試官是怎麼看待一篇文章的好壞呢？於是，原本明確的目的變得模糊，練習寫文章多少帶有試運氣的成分，這也是老古人面對考試結果時早就流傳的無奈結論：「一命二運三風水，四積陰功五讀書。」到頭來，關於文章本身的意義和價值反而無人聞問，大凡是捨筏登岸、過河拆橋，又是老古人教訓過的話：「先考功名，再做學問。」
面對惶惶不可終日的考生及家長，我總想說：如果把文章和作文根本看成兩件事，文章能作得，何愁作文不能取高分呢？以考試取人才是中國人沿襲了一千多年的老制度，以考試拚機會更是這老制度轉植增生的餘毒，既然不能迴避，只能戮力向前，而且非另闢蹊徑不可。
說得再明白一點：寫文章，不要搞作文。
那麼，請容我就幾個古人的故事來說說這文章的作法。他們是：洪邁、蘇東坡、葛延之。
腹笥寬廣博聞強記，是充分而非必要條件
洪邁是南宋時代的博物學者、文章家，也是一代名臣。他的《夷堅志》、《容齋隨筆》至今還是文史學者極為重視的珍貴材料。相傳他「幼讀書日數千言，一過目輒不忘，博極載籍，雖稗官虞初，釋老傍行，靡不涉獵。」這段話裏的「稗官虞初」，就是小說雜文—甚至可以看成是與科舉作文無關的娛樂文字了。
這樣一個人，在他的精力才思、知能智慮邁向顛峰的四十五歲左右，擔任起居郎、中書舍人、兼侍讀官，日日在學士院待命，替皇帝草擬詔書。有那麼一天，也不知道是甚麼緣故，要草擬的文告特別多，不斷有上命遞交，自晨過午，已經寫了二十多封詔書。
完工之後，他到學士院的小庭園裏活動一下筋骨，不期然遇見了一個八十多歲的老人，攀談之下，發現對方出身京師，為世襲老吏，一向在學士院處理庶務，年輕的時候，還曾經見蘇東坡那一代早已作古的知名文士。多年供職下來，如今子孫也承襲了他的職掌，自己已經退休，在院中宿舍清閒養老。
洪邁一聽說老人見過大名鼎鼎的蘇學士，不覺精神一抖擻，把自己一天之內完成二十多封詔書的成績顯擺一通，老人稱讚著說：「學士才思敏速，真不多見。」洪邁還不罷休，忍不住得意地問：「蘇學士想亦不過如此速耳？」他沒有想到，老人的答覆如此：「蘇學士敏速亦不過此，但不曾檢閱書冊。」也就是說：當年蘇東坡寫文章是不翻閱參考書的。這一則筆記最後說：洪邁聽了老人的話之後，為自己的孟浪自喜而慚愧不已。
這故事的教訓，難道是說一個文章寫得好的人，必須腹笥寬廣、博聞強記，把四書五經之語、諸子百家之言，都塞進腦殼，隨用隨取，才足以言文章嗎？看來未必，因為蘇東坡自己說過，文章該怎麼寫，才寫得好。 （相關報導： 張大春專文：寫好玩的─管他幾級分 ｜ 更多文章 ）
不得錢不可以取物，不得意不可以用事
在先前提到的《容齋隨筆》、以及其他像《梁溪漫志》、《韻語陽秋》、《宋稗類鈔》之類的筆記上，還有一則記載，說的是蘇東坡被一貶再貶，最後被放逐到海南島的儋耳。當時，已經名滿天下的「蘇學士」有一個大粉絲，叫葛延之，是江陰地方人。他聽說蘇東坡遭到流放，便一路追蹤，自鄉縣所在之地，不遠萬里而來到儋耳，和他心目中的偶像盤桓了一個月左右。其間，葛延之向大文豪「請作文之法」。蘇東坡是這樣說的：「你看這儋州地方，不過是幾百戶聚居人家，居民之所需，從市集上都可以取得，可卻不能白拿，必然要用一樣東西去攝來，然後物資才能為己所用。所謂的『一樣東西』，不就是錢嗎？作文也是這樣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