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察一向習慣大事化小，把種種問題歸因於執行者個人或底層管理者，刻意忽略其中的結構性問題。
「永別了，穆罕默德，我們會為你復仇。我們今天為你流淚，我們將讓那些造成你死亡的人流淚。」──突尼西亞人，在穆罕默德‧布瓦吉吉的葬禮上
為什麼要他去處理這種補票糾紛？為什麼他會站在那個位置？為什麼只有他一個人去？為什麼後續沒有支援？為什麼？為什麼？
所有的悲劇都不是「個案」
警察體系存在著很多問題：勤務編配、警力運用、安全觀念、訓練資源等等，也一直有人探討當中的問題。然而，還是有無數警察因為這一些問題而倒下。
警政署長事後召開會議，表示要提升「執勤安全」及「執法尊嚴」。但為什麼這些事情一直在發生？為何大家不願重視執勤安全？
因為，這個制度並不重視。它讓其他的價值與規則凌駕在生命之上，使我們相信所有的悲劇都是「個案」。
「你們警察好可憐喔！」每一次有人這樣說時，我都充滿疑問。
如果真的覺得我們好可憐，那為什麼還要讓我們陷入這種可憐的局面？當把種種問題都讓警察承擔時，警察就只能成為所有問題的祭品。
在李承翰案件發生後，台鐵公司表揚員工「沒有乘客死亡」，但在這過程中，明明死了一個警察，卻彷彿與台鐵無任何關係。至於要如何增進公共運輸安全？卻仍是將它推給警察，「要求警察提高見警率」、「增設巡邏箱」。
銀行被搶了，是警察沒有顧好銀行。學校裡發生霸凌，是警察沒有進入校園巡邏。廟會造成的交通壅塞，是警察沒有好好疏導的錯。
然而在國外，他們不會把這些事情當成是警察要負責，甚至他們認為不該讓保護公共安全的警察，幫私人企業收拾善後。
死了一個警察之後，我們更進步了嗎？
二○一八年，日本東海道的新幹線發生一起無差別持刀殺人的事件。事件發生後，所有的日本鐵路公司不但增加保全配置，並規劃保全一同乘車戒護。
他們還訓練員工防身術，進行對抗歹徒的狀況演練。司機與乘務員身上都配備強力手電筒與辣椒噴霧。車廂內也新增防護盾、刺叉與急救用品，讓員工都熟悉裝備的使用。而後日本政府進一步修改《鐵道運輸規程》，禁止乘客攜帶未包裹的刃物。
但台灣的鐵路公司與警政署做了什麼？事件過了一年，我們還看到列車長未配備防身噴霧的新聞。
沒有增加避免危害發生的制度與措施，只是繼續讓基層警察做這些無謂的工作，讓原本應該承擔責任的人迴避責任。
眾人繼續高喊「維護警察執法尊嚴」，但也繼續讓基層警察處於毫無尊嚴與保護的職場。
我們應該守護的是「警察本身」，而非高層的「執法尊嚴」
然而，警察之死，不是執法尊嚴的問題，而是人性尊嚴的問題。
警政署公開表示「全體警察無法接受」、「呼籲檢察官上訴，維護警察執法尊嚴」。許多人也紛紛湧入警政署的臉書專頁，聲援警政署的公告。
為什麼警政署變成正義之師？警力不足、裝備不良、訓練不夠，一個本該是台鐵自己要處理好的逃票糾紛，卻導致警察白白犧牲，這不都是警政高層導致的局面嗎？
我完全不在乎警政署在我死後，找了多少律師上訴。我只在乎它在我活著的時候，給我夠多的資源。
不要在我執勤的時候沒有防彈衣穿、不要讓我一個人面對危險、不要讓我睡眠不足去處理事故、不要檢討我沒有積極作為、給我足夠的訓練時間與課程……這些對我來說，價值超過所有撫卹金。
判有罪的話，就不會有下一個案例發生了嗎？把罪犯槍決了，警察執勤安全就得到保障了？每宣判一件死刑，裝備就升級、警力就提高、警察就更有尊嚴？
我們應該守護的是警察尊嚴，還是警察本身？他們口中的「執法尊嚴」，能保護基層員警面對現場的危險，還是只是滿足自己的虛榮，並掩蓋無作為的事實？
在台灣，七萬個員警公民的心聲，有人知曉嗎？
在一些基層員警的眼中，警政署的公告，是多麼讓人心寒。它沒有回答許多人一直在意的疑問，也沒有回應許多人高喊的改革。
說要採購更多裝備，結果連防彈衣都有問題。說要增加訓練，結果地方政府還是沒錢辦訓練。說要規劃情境模擬，但實際上根本沒有足夠的配套，大家還是只能照套路走。
一邊大呼司法判決不公，一邊迴避行政機關該有的責任。一邊說要捍衛執法尊嚴，但實際上卻不在乎員警的尊嚴。
高層只是一如既往地掌握話語權柄，繼續代言「全體警察」，讓各種不同的聲音消失罷了。
在國外，警察機關就只代表著機關的立場。員警個人的言論與思想自由仍受到保障，更多是由員警結社，代表警察「作為公民」的立場。
但是在台灣，七萬個員警公民的個人意志，就被一篇貼文給取代了。真正屬於基層員警的想法，有人知道嗎？
比起制裁犯人，我更在意基層員警該怎麼辦
我走進一間超商買晚餐。「警察被殺，居然判無罪。法院真的很可惡耶。」當我結帳時，店員這樣說。
「目前也沒辦法，上訴可能就會翻盤了吧。」我聳聳肩。
店員愣了一下。他大概可能以為我會義憤填膺，覺得這社會沒救了，全世界都對不起警察吧。
那麼，我是怎麼想的？雖然我也對判決感到困惑，然而比起要如何制裁這個人，我更在意的是，我們基層員警該怎麼辦。
如果我自己有上級所謂「警察尊嚴」之類的東西，它不會脆弱到被一個殺人犯給摧毀。
我對社會的期待、民主的期盼，不會被一個判決給顛覆。
挪威能，台灣能嗎？
二○一一年的挪威，發生了他們自二戰後最嚴重的攻擊事件。
一名極端主義者安德斯·貝林·布雷維克（Anders Behring Breivik），在工黨青年團辦的夏令營持槍掃射，連同他在奧斯陸政府辦公大樓放置的炸彈，總共造成七十七人死亡的慘劇。
但事發後，挪威人並沒有要求要將布雷維克處以極刑，也沒有指責彼此。
他們雖然在案發後發起大規模的遊行，但僅僅是將花撒在道路上，哀悼那些無辜的犧牲者。
「讓我們像過去一樣關心彼此吧。」面對布雷維克的仇恨言論與暴行，挪威人不散播仇恨與製造對立，而是以正常生活和團結作為報復。
美國導演麥克‧摩爾（Michael Moore）曾拍過一部紀錄片，訪問兒子遭殺害的父親，不斷追問，他是否想要對布雷維克報復。
最終，那一位父親打斷了他。「我不想墮落到跟他一樣，自以為有權利殺人。」
「對暴力的正確解答，是更多的民主與開放。」挪威時任首相史托騰伯格（Jens Stoltenberg）說：「如果一個人能製造這麼多的恨，那想一想，我們團結，能創造多少愛？」
挪威的在野陣營也未對執政黨進行攻擊，保守黨發表聲明「我們都在哀悼」。第三大黨進步黨黨魁表示：「這一天，所有進步黨員都是工黨青年團員。」
當然，挪威人不可能完全不在意布雷維克。二○一五年，他申請就讀奧斯陸大學時，引起了軒然大波。
但最終校方決定讓他就讀，不過不讓他進入校園或當面接觸校方人士，而接受他的申請，也僅是為了維持學校的教育精神。「這是基於為我們大學考慮，而不是為了他。」
「現在挪威終於回到從前。我們不再是受害者了。」奧斯陸大學學生代表在接受BBC採訪時如此說。
我們的司法系統，是否能公正審判與顧及被害人的權益？
我們能從自己的周遭開始改變嗎？
如果我們羨慕先進國家的社會文化與制度，並希望台灣擁有那樣的公民社會，我們是否能從自己的周遭開始改變呢？我想讓台灣警察與社會有更好的想法與意志，不會被這些惡意所動搖。
我每天上班，也想著自己可能會在下一刻遭遇橫禍。眼前的那個人，下一秒可能就會掏出一把刀來。可是，如果我在這裡結束生命，對方到底有沒有病、法院會如何判決，已經與我無關了。
對我來說，有充足的訓練、完善的裝備、能夠支援的人力，同時大家遇到狀況時都能保持警覺，並能擁有正確回應的體力與精神，比對方有沒有被處死更重要。
如果我們願意更早瞭解問題的原因，並及早建立更安全的制度，是不是就不會有更多悲劇發生了？
隨意把人奉為「英雄」，是不合理且邪惡之事
隨意地把人奉為「英雄」，其實是件不合理，甚至是邪惡的事。這表示我們把一切推給了那些人，自己卻躲在安全的地方看著一切發生。
「英勇殉職」不是警政高層能拿來宣揚的徽章，而是奇恥大辱的汙點。它代表我們沒能守護口口聲稱「最重視的弟兄」，反映的並非警察的英勇，而是警政的無能。
高層真的知道基層員警想要什麼？需要什麼嗎？他們其實可以做得更多，但為什麼不做呢？
事件發生後，警政署大肆宣揚改革氣象，並開會討論基層員警的意見。
最終，警政署想守護的，還是他們希望的警察形象，那個不可侵犯的執法尊嚴，而在制度中的基層員警，卻一直被忽視。
警察一向習慣大事化小，把種種問題歸因於執行者個人或底層管理者，刻意忽略其中的結構性問題。
而不斷累積的問題，最終讓整體更為扭曲，並使我們付出代價。
作者介紹｜王惀宇
臺灣警察專科學校二十八期、政治大學行政管理碩士，現為派出所警員，同時為警察勞權運動者。長年研究第一線警察實務與新興公共行政理論，投書《蘋果日報》、《聯合報》、《自由時報》三十餘篇，並受邀至各高中、大學講座，個人Facebook文章亦常被各界引用。碩士論文《制服掩蓋的血汗：基層警察的勞動困境與工作權保障》分析美、日、德各國警察勤務與法制，獲得台灣公共行政與公共事務系所聯合會2021年度最佳學位論文獎碩士專班佳作。
從事第一線警察工作超過十年，經歷了各種人情冷暖，與其他警察同樣活在絕望中：社會對於警察的敵視、漠視、無視，以及警察系統自身的黑暗，讓一切的犧牲成為必然，而後被大眾所遺忘。
「到底哪裡出了問題？」「為什麼我們只能這樣？」「在成為警察之前，我們不也是人民嗎？」他開始想要去改變這一切：寫文章議論警政時事、公開露面接受媒體採訪……不知不覺，自己被其他人抱著期待、被其他人抱著憎惡。但無論別人怎麼看待，他始終沒有變過，還是那個活在夢魘中的小小警員，與自己的絕望不斷掙扎著。
為了讓悲劇不再發生，為了讓遺憾成為過去，為了讓苦痛得到救贖，為了讓記憶留下紀錄，他拿起筆，記下自己的聲音、寫下他們的故事，想要改變五十年來未曾動搖的歷史共業，希望讓社會更了解警察、讓警察與社會重新連結。
錯誤應被改正、努力應得報償，想留給未來這樣的世界──這是一個一線三小警員由衷的期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