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三天內發生兩起恐怖分子槍擊軍人案，造成兩名軍人死亡，兩名兇手被擊斃。事件可能與加拿大參與美國的轟炸「伊斯蘭國」行動有關，報復加國政府的決定，衝擊加拿大長期以來「和平天堂」局面。
十月二十二日上午，加拿大國家戰爭紀念碑（National War Memorial）前響起兩聲槍響，一個站崗的後備軍人西里洛（Nathan Cirillo）應聲倒下。誰也沒有想到，這兩聲槍響終結了加拿大長久以來的「和平安全」歷史。槍手邁克爾．澤哈夫．畢博（Michael Zehaf-Bibeau）沒有就此打住，他劫停了一輛部長的座車，快速駛往附近的國會山莊，下車後衝進國會走廊，與保安和警方展開駁火。而在與槍手一門之隔的議事廳和會議室，朝野政黨的領袖，包括當時沒有任何貼身警衛的總理哈帕，他們正在與各政黨的國會議員開會。槍響後，總理通過秘密通道迅速轉移至安全地點，而會議室的議員把椅子和桌子堆到門口，防止槍手衝進來，整個國會變成驚弓之鳥。所幸國會資深的配槍警衛官維克斯（Kevin Vickers）在國會山莊主樓入口處將槍手擊斃，事件中沒有任何政客傷亡，只有幾人受輕傷。渥太華這個美麗的小城，則大半天處於前所未有的戒備當中。
加拿大媒體當天處於瘋狂狀態，各種猜測滿天飛。十小時後，總理哈帕終於發表電視講話，將國會槍擊案與兩天前（二十日）發生的恐怖襲擊相提並論，當天魁北克白人青年庫蒂爾．魯洛(Martin Couture-Rouleau)在該省開車衝撞兩名加拿大士兵，造成一死一傷後逃逸，之後被警方擊斃。哈帕承認：「本週的事件嚴峻地提醒我們，加拿大並非不受恐怖分子以及他們的同謀影響。」但哈帕表示，將提升反恐法的實施，並與盟國強化反恐，包括在中東與「伊斯蘭國」作戰。國會槍擊案之後，本來在中東戰爭等諸多問題上與執政黨歧見頗深的在野黨領袖選擇站在總理一邊，同仇敵愾表達不會因恐怖襲擊而屈服，將為保衛加拿大價值觀而戰。美國總統奧巴馬、英國首相卡梅倫及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都在第一時間致電哈帕，表達支持。受事件影響，加拿大總理哈帕已取消出席十一月在北京舉行的APEC峰會。
自哈帕決定要參加美國為首的盟軍轟炸伊斯蘭國之後，加國朝野以及輿論都已經預見，加拿大不可能置身在恐怖攻擊的危險之外。當時，就有名為Abu Khalid Al-Kanadi的人發出推特短信稱：「我表達的信息很明確，加拿大對伊斯蘭國發動攻擊，那麼在加拿大的穆斯林就要報復反擊，看見一個殺一個吧！」該條推特發布後，有關賬號就被禁。輿論猜測，這是在中東參加所謂聖戰的加拿大人。
但是，誰也沒有想到，恐怖攻擊來得如此之快，而且並非伊斯蘭國細密組織的報復行動，而是由零星的本地恐怖分子自主發動攻擊，首要目標是軍人以及象徵國家最高權力的國會，這就讓反恐的防範變得複雜，對突發事件的應對相當不易，對民意的衝擊也更為嚴重。
要知道，雖然加拿大身為美國近鄰，也是西方七大工業國，但因為加拿大沒有全球軍事戰略，不謀求軍事擴張，再加上多元文化的存在、獨特的人權憲章、取消了死刑、對槍枝控制嚴格，因此是全球有名的和平國家，甚至在一段時間裏，因為寬鬆的移民政策而導致各國黑社會及犯罪分子前來「避難」，故被稱為是「犯罪者的天堂」。但是，這次兩位加拿大本地青年三天內對軍人發動恐怖攻擊，將徹底改變這個典型的國家印象。
警方否定了車撞軍人的魯洛與國會槍擊案的畢博有任何個人或者組織聯繫，他們兩人的族裔背景也截然不同，二十五歲的魯洛是法裔白人，三十二歲的畢博則是利比亞血統的中東人後裔。魯洛名列加拿大政府監控的九十名極端分子名單上，並因為有出國參加伊斯蘭國組織的嫌疑而被沒收護照，而畢博則不在加拿大政府的監控名單之上。由此可見，不管是否遭到監控，要阻止這樣的「獨行狼」發動恐怖襲擊，絕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當政府加強公共場所的戒備，呼籲民眾舉報身邊可疑人士的同時，加拿大獨特的和平與安全就開始蕩然不存，人權隱私也會跟國家安全發生矛盾衝突。
不像魯洛，在發動攻擊前已經對政府跟隨美國參與轟炸伊斯蘭國表達強烈不滿，畢博為混血兒，家庭出身富裕，父親是二手車商人，母親蘇珊是白人，在加拿大聯邦政府移民及難民局擔任高管。但是，他們兩人都來自魁北克省。該省因為自己擁有獨立移民政策，為防止被英語裔社區吞沒，而招攬了大量會講法語的原法國殖民地的中東移民，以致於該地區的伊斯蘭教人口快速增加，大有超越法裔天主教的趨勢，不少白人也改信伊斯蘭教，魯洛就是其中之一。而畢博也經常去清真寺，即使在遊民收容所也經常祈禱。伊斯蘭教信?發展如此迅速，給了伊斯蘭極端主義教義滲透的機會。雖然清真寺講的是和平正義的伊斯蘭教，但是，喜歡互聯網的年輕教徒常常在互聯網上尋找激進教義的薰陶以及「志同道合」者，給擅長網絡招兵買馬的伊斯蘭國等激進組織創造了「無遠弗界」的機會，魯洛就是一個被吸引並想參與其中的狂熱分子；而畢博也想申請護照出國去利比亞參加「聖戰」遭拒而惱羞成怒。
不僅如此，像畢博這樣有犯罪前科，或者與毒品糾纏不清，逐漸在社會中被邊緣化的青年，在迷茫中就更容易被極端勢力洗腦，並在社會貧富差距擴大、自我定位喪失的痛苦中找尋新的自我認定，而「殉道」就成了發動自殺性攻擊的一條捷徑。魯洛在去年皈依伊斯蘭教後就蓄起鬍子，放棄穿牛仔褲改換伊斯蘭服裝，並常對朋友講期待殉道；同樣，畢博蒙臉端槍的照片也成為國會槍擊案的招牌圖片。極端勢力看準了這點，而把「道德」的高帽戴在他們頭上。魯洛襲擊事件發生後，「Abu Khalid Al-Kanadi」的賬號就發推文稱﹕魯洛殉道，真主保佑！
但是，也有評論指出，畢博作為毒癮和受精神問題困擾的青年，因為沒有得到社會的關注以及專業的治療（因為經費不足），而走向反社會的歧途，其實政府和社會也有反省的空間。畢博的母親在和已離婚的丈夫聯合發出的道歉信中就痛切感嘆：我對我的兒子很生氣，他誤入歧途，不能適應社會。因此，政府不能一概以反恐的大旗淹沒對社會痼疾的忽視。
不能否認，對美國霸權外交不滿的加拿大人不少，他們對加拿大不得不追隨美國相當不滿和無奈。畢竟，像畢博和魯洛這樣的年輕人，是在加拿大的教育體制和人權觀念環境中長大，一時做不到像伊斯蘭國組織成員那樣冷血濫殺無辜，而把追隨美國的軍人作為恐怖攻擊的對象，來證明自己的「正義」，或許就是這兩次攻擊沒有大量死亡的原因。總而言之，這兩次對加拿大軍人的攻擊將改變加拿大。不但總理配備了全天候警衛，聯邦等三級議會設置入口障礙，美國也將加強美加邊境的管控。正如前加拿大安全情報局僱員邁克．朱諾．卡蘇亞所說：「加拿大已經被『伊斯蘭國』列為恐怖主義襲擊目標時，這些威脅不是說笑的，我們不再是什麼『好人』了，我們是『同盟』的一部分。我們必須承認，我們面臨著恐怖主義的威脅。」敵人不單單來自外部，更有可能來自於加拿大本土，而整個社會乃至國家政策也可能無意中成為製造這些敵人的參與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