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創意產業為我國開啟遠大的經濟文化契機。基於文化創意產業的重要性並促進與發揮它的潛能，需要全面性的政策套案…在改善產業輔導外，透過全新的示範計畫與提倡相關的研究、發展與科技…」（2013，德國大聯合政府執政綱領）
巧婦難為無米之炊。扣掉人事費等經常支出後，城市預算反應治理者如何運用市政機器，以將其願景落實為具體施政。然而，今年台北市長選舉的特色是，候選人們對於台北市政府現有的主要施政項目絕少提出政見，卻在未提出預算結構的具體調整下，不成比例地向市民訴求某些「新潮」的政策領域。比如柯文哲與連勝文，便就「文創」先後開出「文化夢工廠」與「台北SOHO」兩張支票。
但柯Ｐ與連公子兩位主要市長候選人，卻都沒有先向市民說清楚，台北市發展「文創」的目的到底是什麼？而同時作為「地方」與「政府」的台北市，對於「文創」能做的又是什麼？
單從字面來看，文化既是指涉所有人類活動，從廣體客機到竹筷的所有人工製品，也都是巧思和創造力的產物，假如施政者沒有辦法提出具有明確指向的政策，則說到底，所有的產業與政府活動都是「文創」。那麼，除了趕流行外，市長候選人大談「文創」的意義，遠不如好好地個別去談這座城市該有的文化與經濟發展策略。
柯連兩陣營的支持者可能會理直氣壯地說，五年前台灣就有文創法，所以他們講的「文創」，就是十六種法定「文創產業」。不過，文創法所跟進的是，1997年英國「新工黨」政府上台後所開創，將「文化與創意」納為施政方針的世界潮流，而英國當時之所以針對從出版到電影的文化產業，與分散在各種產業的「設計」活動重組並提出政策，目的在於二者結合後的綜效足以提高產業的附加價值率，以因應後工業時代的經濟轉型挑戰。
正因為「文化與創意」必然「分散於所有產業」，不管中央或地方，公部門的「文創政策」要能建功，都只可能是跨單位的政策套案。而另一方面，縱然台北市資源豐沛不輸中央，但做為地方政府，台北的城市治理者在「文創」的主要任務，畢竟是從空間治理出發，創造一個有利創意滋生的環境。這或許是主張在圓山發展「夢工廠」或在信義路打造「SOHO」的本意。
然而，從華山到松菸，再加上未來的公賣局北區經銷處與內湖北投兩個「影視產業園區」等等，台北市打著「文創」之名的大型土地開發還不夠多嗎？如果著眼點在扶植台北的「文創」產業，那麼這種到處蓋大型園區的政策模式，完全忽略文創產業內在的分散性；這種「蓋園區」心態，倒是與馬英九當市長時，自我標榜的「內科產業發展奇蹟」如出一轍：把本來分佈台北各處的企業（比如原本南京東路四、五段的電子業總部）吸引到特定範圍，再將設籍在此範圍的企業營業額加總，便宣佈自己「創造」了前所未有的產值。
而如果柯連兩人的政策目標，是為大型公有土地或文化資產找到具效益的使用方式，那麼沒有規劃理念便輕率將都市菁華土地劃設為「文創園區」，能協助到的業者只是整座城市法定文創業者的零頭，對社會的整體效益卻又不如把同一塊地「去營利化」成為公園、博物館或藝術中心等「真正的」文化設施，或「更加利潤導向」成「真正的」商場或辦公大樓（世界上多得是兼具文化資產身份的商業建築）。
相較之下，認清地方政府的角色，協助某些街區因其特色而有機發展出的文創群聚能進一步茁壯，顯然是較合宜的策略。然而像近五年來的迪化街，隨著容積移轉所挹注的街屋整建陸續完成，民間文創產業的進駐和都發局無心插柳的「都市前進再生基地」在假日已可聚攏不少人氣，但這種對老城區「萎縮到只剩文創」的發展策略，同樣不應被過度評價。
當大稻埕逐步成為市府眼中的「文創聚落」，文創產業推高的地產價格，反而迫使多在地人熟悉的老店家（像是民生西路肯特西餐廳或迪化街米蘭多咖啡）歇業。這種現象並非文青朗朗上口（卻經常推了一把）的「縉紳化」（因為新來的店家面向的是觀光客，而非既有更富裕的社會階層），而毋寧說是「迪士尼化」：為了滿足外來者的「老街」想像，城市生活的多樣性卻快速流失。
因為認知到歷史城區的永續發展，得兼顧在地市民的宜居、產業的多元與城市土地利用的本質，當初大稻埕歷史風貌特定區的總體規劃裡，匡列了規模不下同時期德國德勒斯登老城區重建的複雜工程，當時的陳水扁市長也希望以信義副都心開發所得成立基金，專款用於這樣的重大計畫。但接下來的十六年裡，台北市政府所服膺的是媒體政治邏輯；相較於昂貴緩慢的基礎建設，「只做文創」既能快速收割小確幸生活的好評，還不用花耗太多心力與預算。
省下來的預算，或許一部份被拿去申辦2016年的「世界設計之都」（申辦城市只有台北）。但相較於2012年芬蘭赫爾辛基主辦「世界設計之都」時，將從Eero Saarinen與Alvar Aalto等設計大師到Marimekko與GOLLA等新一代設計品牌，在城市空間內完美演繹而聲名大噪，喜談「文創」卻可以讓本土工藝設計大師顏水龍作品龜裂滲水的郝市府，比較像是在辦「撒錢裝潮之城」。
從法規面，台北也有促進城市空間設計感的都市設計制度，但在缺乏民選首長的政治支持下，這個制度早已淪為耗費成本卻少見成效的公文程序。比如中山北路多數建築或許無法取得文化資產身份，但當年中山北路「劃設美觀地區」所產生的建築高度，形成台北人對這條台北代表性大道的空間印象。透過都市設計，這種空間感可以用建築腰線或退縮等（技術上相當簡易的）方式保存，但台北市政府只是讓這條路逐漸成為比例失調卻「自稱經典巴洛克」建築的聚集地。
而設計的最終目的是提升使用者的福祉。當熱衷打造「潮人特區」的市府，輕忽設計對於市政的核心意義，在於公共設施品質的全面提升時，都市空間必然會失去實用性。最匪夷所思的發展，便是台北市炎熱多雨的自然條件依舊，但日本時代所營造的市區騎樓，卻因法規修訂的副作用而快速消失，而為「隔離」式規劃的「開放」空間取代。然而對因此導致的步行環境惡化，僅管已有重量級建築師呼籲正視，台北市政府似乎充耳未聞。
（美援會宿舍群保存成為台北文化地帶，一直是地方人士關切的重點，卻得不到北市府的回應／提供）
市長與市長候選人們把「文創」掛嘴邊，但台北的城市治理卻失去尋找並形塑美好城市空間的能力，一個顯著的案例是中山區美援會宿舍群。在1950年代初，為了滿足台美國官員的居住需求，當時的美援會在長安東路現中山女高旁與松江路兩側，新建了兩批高級住宅。這些住宅在建築風格與空間規劃上是美式的，建築結構與技法卻混合了大量日本與台灣本地特色。
中山區美援會宿舍群不但是層級最高、年代最早的美援建築，也開啟了台北曾經的洋房年代。雖然松江路西側的洋房已在二十幾年前改建成松江詩園，但從松江路東側到長安東路，洋房聚落則在美國在台協會等外國使館的租約下，完整保存到本世紀初。只要對建築修繕與景觀進行少量投資，台北市中心就會有個由老樹與洋房所構成，體現城市設計、串聯伊通公園與古蹟第三高女的文化軸帶。
僅管從九零年代起，將中山區美援會宿舍群保存發展為城市文化地帶，便是各黨在地政治人物所關心的議題，但現在的台北市政府在「文創」壓過文化的習氣下，即便是對如此具有「文創潛力」（地處南京商圈、伊通公園周圍的文化群聚）的文化空間營造，一樣態度消極；台北市政府不但不曾向中央爭取相關用地的撥用，就連依法應辦理的文化資產審議，也是進展緩慢。
建築與建設是城市的皮層，但有利於文化和創意的環境，還得要有思想認識上的準備。然而，台北市宣稱要發展「文創」，每年擁有五百多億公務預算、居市府各局處之冠的教育局，又做了什麼？僅管有著全台灣最多的教育資源、最有文化資本的學生與獨一無二的市立大學，台北市的學校教育並沒有因此能以更開放靈活的體制，制度性普遍性地使學生的文化績累超越社會階層的限制，進而刺激出具有創新能力的人才。
當「文創」與「軟實力」被相提併論，台北城市「文創」策略在軟硬體投入上的缺乏協調和表面功夫，最後產生了模糊的國際形象。就算不跟香港新加坡這些西方強勢文化創造的城邦都會相比，台北的品牌形象也遠不如曼谷，這幾年甚至越來越被首爾拋在後頭。想要成為國際文創樞紐卻沒有鮮明形象，則各種「文創」投資也只是對既有內需消費的自我排擠。
民生社區是電影裡，現代台北城市生活的縮影。《藍色大門》的女主角曾在著說著「三年後，五年後，我們會變成什麼樣子呢？」。但如果連民生社區所代表的城市風格，在三年後五年後，都可能會因治理無方而不知道變成什麼樣子，以致於曾有人在都更座談中，高喊「饒了民生社區」，這樣的市政，如何奢談「文創發展」？比起幻想「文創園區」能花錢見效，市長候選人更該做的，是盤點清楚市長手中的政策工具，讓設計有利於台北人的生活，也讓台北人的生活空間，能孕育真正的創意。
＊作者為台北市大稻埕人，因為老家就在台北車站旁邊被推舉或鄙棄為本土型天龍人。自以為是進步的社會自由主義者，但留學時被歐洲同學揭發自由主義認同來自於當不了社會主義者又覺得保守派屬於鄉巴佬。唸過一些法律，但也常被誤會唸的是交通都計或社會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