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代觀點:台北市需要更多的政治擔當

2014-11-17 0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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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治理不是遊戲,「政治素人」也不能一直玩,擘畫北市組織改造進程,才是負責任之舉。(圖為作者提供)

城市治理不是遊戲,「政治素人」也不能一直玩,擘畫北市組織改造進程,才是負責任之舉。(圖為作者提供)

「長期以來,台灣公共政策的運作,建立在一種虛妄的專家政治模式這是一種政治上的膽怯與不負責任。膽怯,是因為政治人物不敢提出執政願景與價值,進行該有的社會協商,而將無比重大的決定交給了無法承擔此一任務的機制;不負責任,則是因為不敢為應作的政治決策明確地負起責任(吳泉源,<膽怯的政治擔當!>,2007.04.25,中國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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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蘇花高新建爭議隨著民進黨總統初選的謝蘇不同調,而再次引起社會關注。當時的清華大學社會所所長吳泉源曾投書報端,痛批想蓋蘇花高的行政院長蘇貞昌,將決策責任從政治場域,推給看似有「專業」護體的「環評若過」。長期進行科技與社會研究卻又具備理工背景的吳所長當然清楚,混淆目標設定的政治決斷與執行的專業,將對國家運作產生何種危害。

對於社會大眾,「政治」聽起來從不如各種「專業」(比如「醫學」、「工程」、「經濟」或「文化」)討喜,但「專業」何其多?即便是不允許多元意識形態、不存在黨派政治的獨裁體制,也始終存在「政治性的」需求,而不可能如許多人天真想像的,在一定程序(不管是自古即有的公文往來或後現代的民眾網路投票)後,政治便會被淡化成單純的「治理」。           

另一方面,如果不存在黨派政治,則政治與專業的分際,顯然不需要實踐於政府機關的組織設計上:反正所有的政府工作都屬於同一政黨,理論上也服膺相同的價值觀。然而,從1992年國會全面改選開始,台灣雖然成為歷經政黨輪替的新興民主國家,但倚賴既有體制內發改革的民主改革進程,造成相應的政府組織改造,僅是讓統治機制能與民選首長需求相配合(比如誰該隨民選首長進退),而非如何將選舉結果所反應的不同願景,在法律框架內透過具體施政有效率地落實。

後果便是,台灣現在雖然有了具備形式民主正當性的首長,各級政府組織卻如獨裁體制般臃腫不堪,產生龐大的溝通整合成本,選舉時承諾的施政目標只能仰賴「克里斯瑪」型執政者親自緊盯,否則只會有每年重複的零碎政策,而任何改革都窒礙難行。就中央政府而言,為了解決這樣的困境,陳水扁總統連任後便力推行政院組織法修法,但當時「在野聯盟」國親新三黨卻將之指為精簡人事,撩撥起基層公務員的恐慌心緒,也讓相關法案卡在立法院裡。

靠著國民黨的完全執政,由馬英九總統愛將江宜樺主責的行政院組織改造,最終在2010年上路,馬英九並在將之列為重要政績(號稱「歷時二十二年,換了八位行政院長與六位研考會主委」),但事實上,馬政府的組織改造仍未從效能與決策優化的角度出發,而只是像幼童玩樂高般把政府組織重新排列。到頭來,馬政府執行的組改,竟連撙節人事這個最簡單的目標都無法達成,也遺留了三個大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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