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後隨著各項基礎建設的完成或推動，產生新設主管機關的需求，再加上經濟成長與都會化，迫使「外來政權」也不得不跟上政府擴張的世界潮流，致使台北市政府的組織與人員編制都快速成長。在獨裁政體下，新設局處既可以「專業」為由，包持相對封閉性，而民主國家政策綱領的對決，也被「內部化」為統治機關的內部人事競逐；而今日台灣的地方制度，卻只是在未經分析下，便把所有一級主管全都視為隨市長進退的政務官。
舉例來說，1988年是台北市政府組織變化最大的一年，將建設局分拆出交通局或從社會局中新設勞工局，當然反應都會治理的需求與政府給付功能的成長。但有些侷限在專業判斷的業務如翡翠水庫管理局，後來竟能成為台北市政府的一級單位，並由隨市長進退的政務官領導，便是明顯的制度設計錯誤。新設一級單位與首長，本該反應市府的施政重點，事實上卻淪為員額擴增的途徑，也沒有人去思考增加「專業單純」的新單位後，跨單位政策誰該來協調？
當獨裁國家也因社會發展的壓力，而慢慢調整其政府組織，未改革的台灣地方制度甚至產生一個不完全恰當卻足堪玩味的比較：治理中國，需要二十五個部會，但治理台北市，卻需要三十一個局處。
話說回來，從高玉樹到陳水扁，升格直轄市以來台北市的市長，多是歷練豐富的政治菁英，因此台北市公共治理架構的問題雖然越來越惡化，卻在市長個人能力所創造市政進步下，顯得相對次要。但特別是馬英九市長連任到郝龍斌市長上任後，市政府各局處各行其是的惡害卻越來越突顯，而面對執政失利，郝市長第一個任期的反應是強化「內朝」，第二個任期則選擇依地制法的修改，而增加副市長人數。
郝市長的做法，只是在製造更多問題。在郝市長的第一個任期，他偏信由不具公職身份的郝家家臣莊文思夫婦、法規會主委葉慶元和文化局長李永萍組成的「四人幫」。且不論紊亂文官體制的長期後果，透過市府首長間的權力不均等（有些是「政治的」有些卻「只是技術的」），市政建設亂無章法。「北區兩廳院」的曲折便是一例。
陳水扁擔任台北市長時，有鑒於台北市立交響樂團久無表演場地，而國家兩廳院又偏向南區，便計畫在士林官邸空間解嚴所釋出的土地上，新建「北區兩廳院」。僅管先期顧問費已執行，馬英九上任台北市長後，文化局長龍應台樂於剽竊陳水扁政績（包括中山堂修復、台北光點與當代藝術館），對於「北區兩廳院」選址卻是變來變去，而被台北市審計處直指浪費公帑。
結果「北區兩廳院」到了李永萍手上，未經任何調查，便砍掉有迫切空間需求的音樂廳，改蓋只剩下劇場的「台北藝術中心」，致使北市交直到現在都沒有常駐音樂廳。先蓋劇場的決定，畢竟還在文化局長的權限內，較為可議的，是李永萍以身為「四人幫」一員的政治實力，強壓其他「技術性」的局處首長，而能以極具地標性、先前為臨時市場的市有地，做為台北藝術中心的場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