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永欽 的所有文章

每天閱讀大量新冠病毒的資訊，深覺對人類而言，多數病毒始終還處於發現的過程，從宿主、發源地、傳染路徑、感染症狀、傷害致命程度、治療方法到會不會再感染，全都充滿不確定。這當然會讓要為公共衛生負責的政府很難決策，犯錯幾乎無可避免，政治上會受到什麼樣的評價，也完全依個別國情而定。只要看這次這麼多政府面對瘟疫展現的決策思維有多大差異，就知道這是一份沒辦法一起測試的考卷。

國民法官法還有半年就要實施，個人始終相信，至少對臺灣而言，此法的主要功能不在提昇民主或裁判品質，而在建立國民對司法的系統性信任，因此是整體司改的脊柱。借用群體免疫的理論來說，當一成民眾當過一天國民法官後，現在還擺脫不了的文化性不信任問題（七成民眾沒有任何法庭經驗，可是問起來就是有八成民眾不信任法院），差不多就有解了。正如一位荷蘭學者的比較研究所顯示，人民參與審判制度一定會有起伏變化，但只要建制運作相當時日，就很少會再移除，像生活中的學校、醫院或廟宇一樣，我們親身參與整個庭審過程，感受評決的不易，也知道法官不是上帝，漸漸就可以接納法院了。

最近大陸對搭機往返兩岸的旅客要求提出核酸檢驗陰性證明，航空公司都在對旅客的溫馨提醒中提到，世界衛生組織已經發佈新冠肺炎（COVID-19）的正名，檢測證明書如使用的非正確名稱，將拒絕入境。

30年前的解嚴，對於台灣民主憲政的發展，當然有深刻的意義，多場研討會的回顧和解讀，卻讓人看到一種簡單的台灣民主憲政史觀已悄悄的在三四十歲以下世代形成，我覺得需要再講得更清楚一點。

大罷免的大失敗，暴露了臺灣民主的兩個本質問題，一個是體制上無法正常運作的少數政府，一個是使人民長期陷入混淆的國家認同。二者都因為政者無意面對而不時爆發衝突，也將因繼續迴避而再起。我剛談過前者，這裡再簡單說說後者。國家認同的混亂，當然和1949年起的國共隔海分治有關。在終止動員戡亂、以憲法增修條文取代臨時條款以前，我們所稱的國家指的就是憲法本文描述的主權範圍，......

幾年前在一件訴訟中就有人說我國大法官是採交叉任期，質疑當時的司法院長早已任滿，沒有引起太多注意，承審法官也用憲法增修條文的規定幾句話就駁斥了這樣的見解，最近蔡總統第二度提名大法官，在四年任期內提了一共十一位的大法官，這把火突然又燒了起來，勢頭還不小。但民國八十六年增修的憲法條文，沒有這樣的想法，是很清楚的事，不喜歡蔡總統，或不喜歡她提的人是一回事，憲法的規定不能隨意扭曲。

立法院一如預料的通過了反滲透法，反對黨已經向司法院提出違憲審查的聲請。這部法律在專業圈內絕對是少數一望即知的惡法，為什麼要在選前強行通過，政治上的打算反而更啟人疑竇。

張善政先生找我作韓國瑜總統候選人的國政顧問，擔任憲政司法組的召集人。我不認識韓市長，也早已退出政黨，一口答應的理由是，我的看法幾乎都與另一候選人針鋒相對，而且正因為我素來主張總統要尊重司法院的獨立決策權，可以不用為白皮書絞盡腦汁。正好張總召推動非白皮書的、滾動加互動式的顧問，我就寫這第一封的公開建議，歡迎大家互動。

五年前有幸應邀和以色列前最高法院院長Barak對談比例原則，我表達的淺見是這個直接和民主多數決內容對撞的原則，才是違憲審查的深水區，因為現代民主體制的主要環節本都內含了平等和比例的設計，使得司法者在論證上實處於結構性的劣勢。與此不同的是規範多數決正當程序和標準規格的法治原則，即使用嚴格的標準也不會有太嚴重的反多數決問題。但也正因如此，當大法官要為明確違反法治原則的民主決策撐腰時，必須清楚的意識到他有特別深入論證的義務。所以當大法官在去年作軍公教退休制度改革的解釋時，我認為最終未見提出可操作的溯及既往判準即已暴露他們沒有護持法治的決心。

一直到這兩天兩大在野黨乍合乍破，我才被瀰漫整個社會的「大位」迷思徹底震動，深深感受我們政治、憲法教學的失敗。有人要我去看「魔戒」的電影，但現實世界不是早在十七八世紀就已想好對策，就是多打幾枚相生相剋的魔戒？而我們的憲法不也早就打好了嗎？

蔡總統在國慶日的講話，首次使用「中華民國臺灣」的表述，說這是國人目前最大的共識，基本上我也認為這樣的表述並不違反憲法上的國家定位，無論如何總比從前迴避使用中華民國要好得多，只希望不是選前的曇花一現。

新冠疫情在許多地方已經逐漸可以控制，解封的氛圍漸濃，人們脫下口罩走出自宅，理髮，洗牙，探親，餐敘，很自然的回到幾個月前的日常。但並不是所有事情都這麼單純，最複雜的恐怕是全球化下的產業，從抗疫期間大量訂單出不了貨，到搶先復工卻又等不到訂單，使得中美貿易戰開打後已經開始的供應鏈重組，更要加速進行，很少國家能置身事外。全球化的發展不一定中止，但分工必然會走到新的方向。

發動俄烏戰爭的俄羅斯總統普丁已經是公認地球第一號壞蛋，儘管仍有美國重量級學者和外交官為他的行為提出有力辯護。我的問題倒不是發動過更多戰爭的美國為什麼可以免於譴責，而是從這個第一條道德規則還可以引伸出哪些清楚的規則？

憲法法庭把來自四個憲法機關的聲請案併案受理，並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做成暫時處分。但這只是司法權保全訴訟利益的權宜作法，不是最後決定，在我看來多加評論沒有太大意義。我又從不懷疑大法官的獨立超然，故雖然「同質性過高」的問題確實存在，就此也可等以後再談。同樣的，我雖對在野政黨推動國會改革的用心良苦深感佩服，並不表示完全同意其改革方向與內容，這部分一樣要在判決公布後再表示意見。

在五四前夕，聽到大陸領導人對全國青年做這樣的喊話，下意識的看看年曆，真是覺得不可思議。

三黨對「聯合政府」近乎一無所知，再從選後即開啟的立法院正副院長人事爭議，就知道面對三黨鼎立的新局，朝野已經進入沒日沒夜、無固定對象的摸黑亂鬥！

有如森林野火的大罷免燒到今天，我真的已經無言，罷免制度見於憲法當然是事實，但制度的設計和操作，仍需要隨事物本質和社會變遷去做穩妥的選擇。不由得又想起GiovanniSartori，已故義大利政治學者，對憲政制度所做扭曲的比喻：好像把小石子丟進運轉中的機器，特別生動！容我再一層層的簡單剖析。

兩年前香港人民因抵制送中條例走上街頭時，臺灣就出現今港明臺的警告，最終成功的影響了總統選舉的走向。這兩個月阿富汗的變局，臺灣也立刻湧現今阿明臺的憂慮，會不會、多大程度影響臺灣的戰略，我們很快就知道。

在大法官任內，我曾參與做成兩號直接和結社自由有關的解釋，對於我國在解除戒嚴這麼多年後，還對人民結社做這麼多行政管制，廣度幾乎可以涵蓋所有結社，深度則從組織、數量、財務、決策，到取什麼名字，怎麼寫章程都要管，開籌備會、成立大會和會員大會都還可派員列席（早期是「指導」），感到驚駭莫名：難道我們還在訓政時期？

現在到處都在談民主體制的失敗，包括英美和歐陸幾個戰後的民主典範國家，我們一下把調門拉高到大廈將傾，有沒有太誇大？我只想很誠懇的指出，正因為地緣政治角色的急遽上升，外人對臺灣民主的評價從冷漠到瞎捧，更需要我們自己盡可能不帶立場的深刻內省。我們本來就還是一個不斷犯錯而不自知的新興民主，而這幾年體制運作的不斷脫軌，誰敢保證一定不會從平緩上升曲線失速墜落，像許多新興民主國家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