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10月10日，美國總統川普公開要求烏克蘭停止攻擊俄羅斯煉油設施，甚至表示烏克蘭應該更換一位能夠與俄羅斯達成協議的總統。此前一天，川普又宣布與俄羅斯總統普京達成柴油供應安排，並暫時放寬部分俄羅斯燃料出口限制。消息傳出，引起烏克蘭與歐洲方面的高度關注。
川普隨後宣稱俄烏雙方已同意停止攻擊彼此的能源設施，但截至10月12日，這項安排仍未得到雙方一致確認，俄軍也繼續攻擊烏克蘭境內的能源目標。表面上看來，這又是川普與澤倫斯基之間的一次政治摩擦。然而，如果從軍事史與國際戰略的角度觀察，背後卻有一個更加值得思考的問題：烏克蘭持續打擊俄羅斯的石油工業，究竟是在迫使莫斯科走向談判，還是在增加戰爭進一步擴大的危險？
這個問題並不新鮮。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戰略轟炸，到韓戰、越戰時期美國對有限戰爭的艱難選擇，都曾經出現類似的困境。
一、烏克蘭的能源打擊，已經超越戰術層次
烏克蘭近年逐漸發展出相當可觀的遠程無人機攻擊能力。相較於俄羅斯擁有龐大的空軍、飛彈與軍事工業體系，烏克蘭在傳統軍力上仍然處於劣勢。因此，利用價格相對低廉的長程無人機，攻擊俄羅斯後方高價值設施，成為基輔逐漸成熟的非對稱作戰手段。
其中最值得注意的，就是對俄羅斯石油加工、儲存及運輸體系的持續攻擊。
根據國際能源總署2026年9月17日公布的分析，俄羅斯原本擁有32座主要煉油廠，總加工能力約每日650萬桶。然而，隨著烏克蘭無人機攻擊持續增加，今年6月俄羅斯實際煉油加工量降至每日約380萬桶，比去年同期減少約3成，創下20多年來低點。今年前8個月，俄羅斯煉油設施平均約每3天就遭到一次攻擊。部分煉油廠反覆受損，甚至必須重新調整產線。汽油、柴油產量下降，俄羅斯政府也陸續採取出口限制，以維持國內供應。
更麻煩的是，烏克蘭逐漸把攻擊重心轉向那些維修困難、技術要求較高的煉油設備。某些複雜裝置遭受嚴重破壞後，可能需要半年以上才能恢復，而西方制裁又使俄羅斯取得部分設備與零組件更加困難。
當然，煉油廠受損並不等於俄羅斯的原油生產與出口收入全部中斷。原油仍可能透過其他管道出售，因此不能直接把煉油產能下降的比例當成俄羅斯財政收入的損失。但至少可以確定，這些攻擊已經開始對俄羅斯的能源供應、工業維修、運輸後勤與國內經濟造成持續壓力。
這正是現代戰爭相當重要的一個轉變：不一定要在正面戰場大量殲滅敵軍，也可以透過打擊支撐戰爭的經濟與工業體系，逐漸削弱對方繼續作戰的能力。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期，盟軍對德國石油工業的大規模戰略轟炸，就是值得比較的歷史案例。1944年以後，德國合成燃料工業遭到嚴重破壞，航空燃料及其他油料供應急遽惡化，對德國空軍與地面部隊的作戰能力造成重大限制。
今日烏克蘭的打擊規模，當然不能與當年英美空軍的戰略轟炸相提並論，但兩者存在相似的作戰邏輯：攻擊敵人難以迅速恢復的關鍵產業，迫使對方承擔持續累積的戰爭成本。
因此，烏克蘭的遠程攻擊確實已經逐漸超越單純戰術襲擾的層次。
二、川普為什麼要求烏克蘭停止攻擊？
川普近期的言論相當強硬。他不僅要求烏克蘭停止打擊俄羅斯煉油廠，甚至將全球柴油價格上漲的部分責任歸咎於澤倫斯基。
這種表態當然引起爭議。畢竟，俄羅斯是2022年全面入侵烏克蘭的一方，俄軍多年來也持續攻擊烏克蘭電力、供暖與能源基礎設施。如果只要求烏克蘭停止攻擊，卻沒有對俄羅斯提出相同要求，便很難形成雙方可以接受的協議。
不過，川普的行為也存在現實政治上的考量。首先，美國今年同時面對中東戰爭、能源市場波動及國內通貨膨脹壓力。波斯灣局勢與荷姆茲海峽航運受到干擾，已經影響國際石油市場。在這種情況下，俄羅斯煉油能力下降，又進一步加劇部分燃料產品的供應緊張。其次，美國即將舉行11月期中選舉。柴油價格不僅關係一般家庭生活，也影響農業機械、貨運物流及工商業成本。對高度重視國內經濟表現的川普而言，降低能源價格具有直接的政治意義。第三，川普長期希望透過談判結束烏克蘭戰爭，並重新調整美俄關係。這次放寬部分俄羅斯柴油出口限制，美方官員提出的理由之一，就是希望藉此促使莫斯科重新投入談判。
然而，這套思路也存在風險。
如果俄羅斯沒有實際停止攻擊烏克蘭，卻先獲得部分經濟制裁的鬆綁，便可能使基輔認為，美國正在削弱對俄羅斯施加壓力的工具。反過來說，如果烏克蘭不顧美國要求，持續攻擊俄羅斯煉油廠，也可能使華盛頓重新考慮部分軍援、情報與外交支持。於是，烏克蘭面臨了一個相當困難的選擇：在軍事上有效的作戰方式，可能同時損害自己與最重要支持者之間的政治關係。澤倫斯基因此提出一個交換條件：如果俄羅斯停止攻擊烏克蘭能源設施，烏克蘭也願意停止對俄羅斯煉油體系的打擊。
這，才是能源設施停火可能成立的基礎。問題是，截至目前為止，雙方仍未建立可靠、可驗證的相互停止攻擊機制。
三、韓戰的歷史教訓：為什麼不能追求無限制的勝利？
如果從軍事史比較，我認為今日烏克蘭戰爭的一部分困境，與1950年代的韓戰存在值得注意的相似性。
1950年韓戰爆發後，美國率領聯合國軍參戰，成功阻止北韓迅速占領整個朝鮮半島。仁川登陸之後，聯合國軍又越過38線，向鴨綠江方向進軍，最後引發中國人民志願軍大規模參戰。中國參戰之後，美軍雖然仍然具有強大的空軍、海軍與工業優勢，卻面臨一個艱難的問題：究竟應不應該繼續擴大戰爭？
麥克阿瑟主張採取更積極的軍事措施，甚至考慮將戰爭擴及中國境內。杜魯門政府卻擔心，這樣做可能導致蘇聯直接參戰，最後使朝鮮半島的局部衝突演變成第三次世界大戰。1951年4月11日，杜魯門公開解釋韓戰政策時，便明確表示美國的目標之一是防止第三次世界大戰。
這是核武時代有限戰爭思想的重要轉折。美國不是沒有能力進一步擴大軍事打擊，而是必須衡量擴大戰爭是否符合更高層次的國家利益。
當然，限制戰爭也使美國承受軍事與政治代價。韓戰最後以停戰告終，朝鮮半島沒有完成統一，美國也沒有取得消滅北韓政權的全面勝利。但是，如果以維持南韓生存、避免美蘇全面交戰作為主要戰略目標，1953年的停戰又不能簡單視為美國失敗。這說明一個重要問題：國家戰略不一定要追求最大的軍事勝利，有時候避免一場更大規模的戰爭，本身就是重大的戰略成果。
四、越戰的另一面：克制也可能無法換來勝利
越戰則顯示有限戰爭的另一種困境。
1960年代，美國逐漸擴大對北越的空中轟炸，希望切斷北越向南方輸送人員與物資的能力，並迫使河內接受談判。然而，美國始終對戰爭規模有所限制。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避免中國與蘇聯進一步直接介入，重演韓戰的經驗。
事實上，中國當時已經向北越提供大量軍事援助，並派遣防空、工程及後勤部隊。依據歷史研究，1965年至1968年間先後有約32萬名中國軍人赴北越執行相關任務。蘇聯則提供防空飛彈、戰機及其他軍事裝備。
美國知道自己面對的並不只是北越，而是背後具有強大國際支援的戰爭體系。但越戰也不能簡化成美國因為不敢擴大戰爭而失敗。南越政府的政治基礎、北越的戰爭意志、游擊戰的特性、美國國內反戰運動及戰爭目標不斷變動，都是影響結局的重要因素。
即使美國進一步擴大轟炸，也未必能夠建立一個穩定而有持久政治支持的南越政府。韓戰與越戰放在一起，正好揭示了有限戰爭最困難的問題：不限制戰爭，可能引發無法控制的全面衝突；限制戰爭，又可能無法達成原來設定的政治目標。
今日烏克蘭戰爭同樣處於這種矛盾之中。
五、俄羅斯會不會被迫走向核武極端？
這是當前最不能忽略的風險。俄羅斯不是一般區域性強國，而是擁有龐大核武庫、完整軍事工業體系及廣大戰略縱深的核武強國。
2024年11月，俄羅斯修訂核武使用政策，將某些對俄羅斯及白俄羅斯主權與領土完整造成重大威脅的常規軍事攻擊，也納入可能使用核武的情況。這項政策變化的政治意義非常明顯：莫斯科試圖讓對手相信，即使使用的是傳統武器，只要對俄羅斯造成足夠嚴重的威脅，就可能引發超出常規戰爭的反應。
不過，必須特別強調，煉油廠受到攻擊，並不等於俄羅斯已經達到必須使用核武的程度。經濟損失、能源供應困難、軍事失利與國家生存受到根本威脅，是不同層次的問題，不能混為一談。從現實角度看，俄羅斯即使遭受嚴重打擊，仍然具有使用傳統飛彈、無人機、網路攻擊、進一步軍事動員及核武威嚇等多種選項。
而真正使用核武，也將使莫斯科面臨難以預測的國際反應，甚至可能危及俄羅斯本身的安全。但另一個問題同樣值得注意：如果俄羅斯領導層逐漸相信，烏克蘭及其支持者真正想要的不只是迫使俄軍停止進攻，而是要摧毀俄羅斯經濟、動搖國家政權甚至使俄羅斯喪失大國地位，那麼戰爭的政治性質便可能發生變化。
在這種情況下，原本用來逼迫對方談判的軍事壓力，也可能被對方解讀為不可接受的生存威脅。這，是核武國家衝突中非常危險的「升級困境」。
然而，不能因此得出另一個極端結論：只要俄羅斯提出核武威脅，烏克蘭就必須停止一切有效反擊。因為如此一來，核武反而可能成為保障侵略者戰爭經濟、迫使較弱一方讓步的工具。所以，真正困難的不是單純決定要不要繼續攻擊，而是如何在維持必要軍事壓力的同時，保留能夠被雙方接受的降溫與談判途徑。
六、烏克蘭戰爭是否正在孕育下一場世界大戰？
從國際政治的角度觀察，今日烏克蘭戰爭已經遠遠超過俄羅斯與烏克蘭兩個國家的雙邊軍事衝突。歐洲多數國家透過軍援、財政援助、制裁及軍工合作深度介入。美國提供大量裝備與情報支持。另一方面，北韓不僅提供武器彈藥，更已派遣正規軍隊協助俄羅斯作戰。儘管北約尚未以同盟身分直接與俄軍交戰，整場戰爭所牽動的政治、經濟及軍事資源，卻早已具有全球性。
我認為，這種戰爭形態可以稱為「全球體系深度介入下的區域性總體戰爭」。歷史上，1853年至1856年的克里米亞戰爭，以及1936年至1939年的西班牙內戰，都具有值得比較的特徵。前者原本涉及俄羅斯與鄂圖曼帝國的利益衝突，最後卻因為歐洲權力平衡問題，導致英法等列強直接參戰。
後者則在西班牙境內形成不同國際勢力的競爭場域。德國、義大利支援佛朗哥，蘇聯援助共和政府，各國志願者也陸續投入，使西班牙成為政治意識形態及新式武器的試驗場。
當然，克里米亞戰爭最後透過和約結束，並未立即引發世界大戰；西班牙內戰與第二次世界大戰存在深刻聯繫，卻也不能說前者必然造成後者。
歷史並非一條不可改變的直線。但是，今天烏克蘭戰爭確實正在逐漸連結原本不同的國際安全問題。北韓參戰，使東歐與東北亞安全局勢產生新的聯繫；中東戰爭與石油市場動盪，又使烏克蘭遠程攻擊的經濟影響超出歐洲；美國國內選舉與歐洲各國財政壓力，則進一步牽動援烏政策。
這些現象不代表第三次世界大戰必然發生，卻顯示當不同地區的軍事危機逐漸相互連結，任何一次誤判都可能產生超出原來戰場的後果。真正值得警惕的，不只是某個國家突然決定發動世界大戰，而是各國在不斷處理局部危機的過程中，逐漸失去了對整個局勢的控制能力。
七、戰爭真正的難題，是如何結束戰爭
烏克蘭對俄羅斯石油設施的打擊，至少已經證明較弱的一方可以透過技術創新與非對稱作戰，對強大對手造成相當可觀的戰略壓力。
但是，這些成果究竟能否轉化成有利的政治談判條件，目前仍然存在很大變數。如果俄羅斯的戰爭經濟承受愈來愈沉重的損失，莫斯科可能重新計算繼續作戰的成本；但也可能擴大報復，使戰爭更加激烈。如果美國為了降低國內能源價格或推進和平談判，持續要求烏克蘭克制，又可能使基輔擔憂自己失去最有效的遠程打擊工具。至於歐洲，則必須在持續援助烏克蘭、承受財政成本，以及避免與俄羅斯直接交戰之間尋找平衡。
因此，戰爭未來的走向，不僅取決於前線部隊能夠推進多少公里，也取決於能源市場、軍工產能、各國財政、核武嚇阻及外交談判能否形成新的均衡。
比較值得觀察的，可能是三種不同方向：一是透過相互停止能源設施攻擊，逐步建立局部停火機制；二是雙方繼續進行長期消耗，並使戰爭經濟與國內政治承受更大壓力；三是因軍事升級、誤判或第三國介入，使原本有限的戰場出現更大規模的外溢。
這些，都是可能情境，而不是必然的發展順序。
從韓戰、越戰到今日烏克蘭戰爭，歷史反覆提醒我們：軍事優勢不等於政治勝利，擴大戰爭也不必然帶來更有利的和平。但同樣地，對戰爭升級的擔憂，也不能成為放任一方無限制使用武力的理由。真正成熟的戰略，應該是在必要的軍事嚇阻與政治妥協之間，尋找一條不至於讓戰爭無限延長，也不至於讓衝突失去控制的道路。
國家戰略的成敗，不只是能否讓敵人付出更大的代價，更是能否在達成必要的政治目標之後，使戰爭有條件地結束。今天烏克蘭戰爭最令人不安的地方，也許不是雙方缺少繼續作戰的能力，而是隨著愈來愈多國家投入資源、承擔成本，各方對於什麼才是可以接受的戰爭結局，仍然存在巨大分歧。
這才是戰爭可能繼續擴大，甚至危及整個國際秩序的深層原因。歷史告訴我們，戰爭一旦開始，往往不再完全遵循最初決策者的想像。從一場有限衝突演變成數個強權共同捲入的戰爭，有時只需要接連幾次看似合理、最後卻無法挽回的選擇。
而真正值得後世記住的政治智慧，或許不只是如何取得戰爭的勝利，更是如何不讓原本可以控制的戰爭，最終變成所有人都無法承受的災難。 （相關報導： 李忠謙專欄：澤倫斯基為何解職烏克蘭唐鳳，無人機戰爭的設計師會敗部復活嗎？ ｜ 更多文章 ）
＊作者為大學教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