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總是說想要創造東亞的和平地區秩序，甚至是東亞人的主體性，若沒有歷史的和解，是絕對不可能辦得到的。這是因為我們正視到，在近現代史經驗裡，因國家暴力而產生的加害者和被害者立場，還有兩者皆有的立體生命的複雜性，使得體認到錯誤並達成和解的過程更加困難。
在歷史問題仍然影響現實的條件下，歷史和解只能依照現實政治的民主主義原理和規則，才能有所進展。自己承認對他國的加害事實並省察自身，在國家權力特性上，無論是任何一國要自發性地執行都相當困難。但這些國家內部只要有省察自國所犯下的侵略和加害歷史，並追求和平和共存的人，在這些人的努力下，國家的領導能力就可以改變為和平取向。追求和平的民間社會力量和國家領導者的領導能力能結合起來的話，將會使歷史和解有很大的進展。
這樣的理論在德國、法國、波蘭之間的歷史對話和歷史和解先例中也可被驗證到。德國的艾德諾（K. Adenauer）總理和布蘭特總理（W. Brandt）的領導能力促使兩國的和解，在那之前包括歷史教師等民間社會的自我省察者（self seer）等人已經敞開大門，為他們奠定了基石。他們都將歷史教科書的問題當成對話的議題。作為納粹主義清算的延伸，德國讓世人看到了他們反省自己加害者的態度，故能將被害國人民封閉的心門打開。在這樣的對話的氛圍下，相關國的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委員會站在中立的中介位置，引領了對話的進展。他們的歷史對話在一九八○年代以後獲得重大的成果，十二個國家的作家配合歐盟成立，一同編輯出版名為《歐洲歷史》（一九九二年）的共同教材，達到最高峰。這是自省的民間社會和領導能力，以及國際機構三者共同努力所交織的成果。
東亞的歷史對話，則要進到二○○○年代才有了開始。核心議題雖是日本對鄰國的侵略戰爭和殖民地支配，但韓國參與越戰、中國占領西藏和參與韓戰、越南侵入緬甸等，這些議題都必須一起檢討，才能形成真正的東亞對話。因為每個國家既可能是被害者，同時也是加害者。如南北韓、中國、越南雖是帝國主義列強侵略的被害者，對鄰國來說也是加害者。日本對這些鄰國雖是加害者的立場，但同時也對美國懷有強烈的被害意識—單就原子彈爆炸的事件來看，日本的確是被害者。無論何種情況下，加害的主體都是派出軍隊的國家權力。
因此，這麼錯綜複雜的國家暴力，必須藉由自我省察，才能開啟國家之間的歷史和解對話之門。這說到底還是國家內的爭鬥，也就是國家自身的國家權力和參與其中、一起動員合作的民間人士的對話、討論、讓步，和調整的一個過程。所以，民主主義和領導能力就成了歷史和解的關鍵。現在雖然還起步不久，但我們有必要檢討東亞的那些經驗，當成來日的基石。
首先，日本的歷史教育者協議會將「和平與民主主義」作為教育的目標，並且展開實際行動。協議會是由一群反對曾經被美國軍政開除公職的軍國主義勢力再次恢復公職的歷史學和教師，於一九四九年七月成立。當時依據所謂「戰後歷史學」所編纂的歷史教科書論調（以民主主義價值為基礎）在一九五五年自民黨政權成立以後，再次退回軍國主義的皇國史觀。他們為了對抗這樣的皇國史觀，便全心全力投注在具有自我省察的歷史研究與教育。例如在一九五八年所改訂的「學習指導綱領」，並未提及對戰爭的原因和受害情形，試圖削弱對戰爭的反省和和平意識。其中特別針對壬辰年的朝鮮侵略被標記為「日本人的海外發展」這點批判並展開要求糾正之運動。他們在全國各地設有支部，每年舉行年度大會，並透過發掘地方的民眾史，教育歷史者協議會成長為助和平和民主主義萌芽的運動。
同一時間，壓制這些運動的國家制度也變得更加嚴苛。國中歷史教育中，過去制度上支撐和平與民主主義價值歷史認知的美式「社會科」制度於一九八九年被廢止，皇國史觀的論調就因此更加積極地闖入制度圈內。這是日本的經濟蕭條、蘇聯解體、中國的崛起導致右翼勢力聲勢壯大的結果。國家領導力加速右傾的同時，歷史教育也出現欲取代和平與民主主義的「戰後歷史學」的皇國史觀—修正主義歷史學。二○○一年扶桑社出版的教科書就是其中的代表案例。當然，因為有像歷史教育者協議會這樣的市民社會的努力，才能將這本接受各界指導階層援助所出版的教科書綁在僅有百分之○．五的採用率。但二○○五年它的採用率突然大幅增加。這是在缺乏自我省察領導力的情況下，只靠民間團體活動無法突破其極限的結果。右翼勢力持續活動下，日本的右翼歷史教科書採用率由二○一一年的百分之四左右提高到二○一五年的百分之六左右
為了應對扶桑社教科書所象徵的皇國史觀重新登場，歷史教育者協議會試圖超越本國內的實踐，企圖擴大到東亞層次的歷史對話，並開始尋求東亞共同的歷史認知。歷史教育者協議會於二○○一年向韓國的全國歷史教師會提議，於是這兩個團體之間開啟的歷史對話，化身為《面對面的韓日史I．II》（二○○六年），同時在兩國出版。以扶桑社教科書風波為契機成立的韓日歷史共同研究委員會活動，也正因為有民間社會過去積累的努力，才能獲取某種程度的成果。但真正重要的教科書問題根本沒被拿出來當作議題，這讓我們看到右傾趨勢中，日本將歷史問題當成外交問題的國家領導能力的局限。
在韓國則有周刊《韓民族21》和「越戰民眾屠殺真實委員會」。這些團體為了越戰認知相關的歷史和解，努力地進行許多活動。韓國對於韓國軍隊參戰的認知，還停留在參戰當時的官方見解，認為這是為了保護自由世界不被共產勢力接收的一場反共聖戰。只有極少數的進步派學者認同這是越南人的民族解放戰爭。從一九九九年五月起，《韓民族21》刊載了越戰參戰的韓國軍屠殺一般民間人士的疑惑報導，招來社會議論紛紛。參戰戰友會的保守言論站在反共聖戰論的視角，表示提起這種疑惑對參戰軍人是種汙辱。
二○○○年一月，為了揭發真相，許多市民團體聯合起來組成「越戰真實委員會」（以下稱真實委）。他們實際走訪戰爭當時韓國軍的駐屯區域，拜訪受害者家屬，傾聽他們傷痛的故事，感受到真相查明和道歉的必要性，開始形成走向和解的共識。真實委在那之後，用解密的美軍相關文件作根據，向政府要求確認事實。然而政府卻打出「關閉過去，展望未來」的越南政府方針，不同意調查並否認此疑惑。即便這樣，真實委仍認為從美軍相關文件來看，至少有幾件疑惑案例是事實，因此展開了謝罪運動。他們向市民募集和平基金，於越南富安省打造和平公園，並在韓國國內展開和平博物館成立運動。 （相關報導： 「越戰幽靈」正在波斯灣上空盤旋？43架美軍戰機在中東折翼，美軍戰費已突破290億美元 ｜ 更多文章 ）
＊作者柳鏞泰유용태，韓國延世大學博士，首爾大學歷史教育系教授；朴晉雨 박진우，日本一橋大學博士，淑明女大日本學系教授；朴泰均 박태균，首爾大學博士，首爾大學國際大學院教授。本文選自三人著之《東亞關聯史：超越國界，綜覽比較、地域、民族的新歷史》（聯經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