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乏內省的勝利史觀，是威脅和平的種子：《東亞關聯史》選摘（6）

二○○一年八月金大中總統向越南國家主席陳德良致歉道：「我們參與不幸的戰爭，無意中帶給越南國民痛苦，對此感到相當抱歉，想表達慰問之意。」另外韓國政府基於人道考量，於韓國軍駐屯的中部五省被提起虐殺民眾的村落，建設學校和醫院設施。並且針對戰爭的屬性部分，也透過外交部官吏和國防部附屬研究所研究院的著作中，發現一些雖不是政府官方聲明，但在內容中提出對韓國人來說是反共聖戰，不過認同對越南人是民族解放戰爭的見解。

二○○三至二○○四年全國歷史教師會執行「越南計劃」，也就是透過越戰來看韓國現代史，使其能夠導向和解與和平大路的歷史教育。這份和解的努力，在盧武鉉政府時期也延續下去，二○○五年兩國的參戰戰友會在韓國的邀請下，於首爾會面，打開對話的閘門。這樣的變化可以說是民間市民團體的努力和韓國社會民主化過程中成立的金大中、盧武鉉政府的領導能力雙軌省察所結合的成果。二○○五年十二月「大韓民國追求真實．和解的歷史整理委員會」以政府機構形式成立，致力於韓戰期間虐殺一般民眾的真相查明等，也是政府領導能力的一項產物。

韓國市民團體的真相查明和謝罪運動，以及政府的人道支援和道歉雖未臻成熟，但在越南方面並未要求的情況下，自發性地發起行動，這可說是讓越南人民們感到印象深刻。尤其越南過去沉浸於戰勝的氛圍中，疏忽戰爭帶來傷害與喪失的意義，這些行動據說成為越南回顧並反思該如何認知戰爭傷害的契機。甚至對部分的日本知識分子而言，也是一個自我省察日本存在的方式，為何無法達成殖民地統治和侵略戰爭的歷史和解的一個契機。當然，前頭提到像日本教育者協議會一樣的民間團體展現出反省日本帝國對韓國行使國家暴力的努力，也是促使韓國人自我省察的原因之一。

中國和越南則尚未出現反省本國國家暴力，試圖促使歷史對話或歷史和解的市民團體自發性運動。因為在一黨獨裁的體制下，共產黨的勝利史觀結合了愛國主義，不僅束縛自我省察，也壓抑集會結社和言論自由。中國在韓戰和越戰都同樣派出軍隊，並且認為這都是支援北韓與越南對抗美國侵略的正義抵抗戰爭。我們從在二○一○年韓戰參戰五十週年紀念式上，習近平副主席的一席發言也得到確認。

蘇聯解體後，莫斯科相關文件被公諸於世。即使裡面明白揭露韓戰是金日成在史達林支援下所引起的侵略戰爭，中國仍然不予理睬。越戰因為是越南人的民族解放戰爭，中國的支援雖有名分，但韓戰是南北韓兩政府的內戰，應與越戰明白地做區隔。另外，越戰期間越南人將緬甸和寮國的國界地帶當作自己戰場，戰後甚至侵略緬甸樹立親越政權。所謂軍事對應只在對抗侵略的抵抗型戰爭才擁有其名分。越南人也因知道其區別，退伍軍人聯會只限定參加抵抗戰爭的軍人。說到底，中國和越南要想反省國家暴力，致力於歷史和解，只能透過自發性民間團體的成長為基礎才能開始。這樣的努力日積月累，國家領導力就會產生變化。 （相關報導： 深度》馬克宏4度訪中仍挺台灣？法國軍艦遠赴東亞、台海自由航行入法，拆解其印太戰略3步棋 ｜ 更多文章 ）

遵照普世價值和標準活動的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委員會雖能扮演促進歷史對話的媒介角色，但日本和中國的委員會皆隸屬外交部附屬機關，因此自主性非常低。保有自主性的韓國委員會從二○○七年開始每年舉辦「東亞歷史和解國際論壇」，二○一○年八月在河內針對包含對越戰的認知等東亞歷史和解的問題做廣幅的探討。如今這些努力才正開始，相當令人期待相關國家的聯合國機構也能逐漸走向歷史和解之路。

韓中日三國的學者、教師所共同編纂的東亞近現代史作品《東亞三國的近現代史》（二○○五年三國同時出版），是東亞三國之間為達成歷史和解的對話里程碑。此書也是在扶桑社教科書風波後，二○○一年八月由韓中日三國民間團體們成立「歷史認知和東亞和平論壇」活動下的成果。因此重點主要放在具體敘述日本的侵略和支配，以應對日本右翼的歷史扭曲。各國看待此書的意義皆不相同，對加害國日本，這本書保有著自我批判的反省意義，但對被害國韓國與中國而言幾乎沒有這樣的意味。特別是和平論壇的中國方參加者，因為沒有相對應韓國日本的民間團體主體，只有國家政策研究機關的中國社會科學院抗日戰爭研究編輯部勉強替代。即使在這樣的條件下，三國的學者和教師仍進行了歷史的對話，編纂《超越國境的東亞近現代史上下卷》（二○一二年三國同時出版）。上卷如同前述，某種程度克服了二○○五年版本的局限，但八個章節中分別有四個和三個章節以「熱戰」和「冷戰」為標題出現，整體以戰爭為中心組成，裡頭對戰爭的屬性、侵略以及支配的責任所在卻反倒處理得相當模糊。

批判他國的國家暴力雖然簡單，但同時要以同樣標準反省自己國家卻不簡單。想達成歷史和解，需要正視將本國定為被害者，他國為加害者的二分法迷思，以及批判他國，卻對自己國家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的問題，並且努力去克服。因為對歷史和解而言，最重要的是為了增進本國國內的和平，是和自我的競賽，也是對本國近現代史的自我省察。

缺乏內省的勝利史觀的歷史認知與歷史教育，容易成為威脅和平的種子。最近韓國隨著自我省察的領導能力急速退潮，對韓國近現代史呈現批判式的反省，反被謾罵為自虐史觀的歷史認知抬頭。站在東亞和平的角度來看，這種傾向相當值得憂慮。這就是我們必須反覆銘記威爾遜（T. Woodrow Wilson）總統的警告：「一個社會裡最大的敵人就是不將往事當作判斷的標準，而不用心將學生的思考和過去的想法連結起來的大學，只不過是種破壞社會的道具罷了」的原因。 （相關報導： 深度》馬克宏4度訪中仍挺台灣？法國軍艦遠赴東亞、台海自由航行入法，拆解其印太戰略3步棋 ｜ 更多文章 ）

＊作者柳鏞泰유용태，韓國延世大學博士，首爾大學歷史教育系教授；朴晉雨 박진우，日本一橋大學博士，淑明女大日本學系教授；朴泰均 박태균，首爾大學博士，首爾大學國際大學院教授。本文選自三人著之《東亞關聯史：超越國界，綜覽比較、地域、民族的新歷史》（聯經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