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作聖觀點： 從錢德勒模式到主權系統，三個時代與台灣的國力競爭邏輯

十八世紀工業革命以降，全球權力結構歷經了根本性的典範轉移。蒸汽機、鋼鐵、鐵路與電力的問世，讓工業生產首次擺脫傳統農業文明的物理限制，促使國家力量的泉源，從土地與人口質變為工業產能、能源控制與金融動員。此後兩百多年間，全球霸權的交替表面上是軍事衝突與金融博弈，實質上皆構築於不同時代的產業結構之上。

從歷史巨觀視角來看，國力競爭的演進劃分為三個決定性的時代。第一階段是工業時代，依賴資源控制、垂直整合與物理規模；第二階段是數位時代，依賴能源、製造與全球資訊流的整合效率；第三階段則是智能時代，競爭轉向產業定義權、Sovereignty Systems（主權系統）、Substrate Autonomy（底座自主）與整體系統的控制能力。這不僅僅是技術的線性升級，而是國力結構與文明運行方式的全面轉變。

十九世紀至二十世紀中葉的工業時代，全球競爭圍繞著煤炭、石油、鐵礦與航運展開。在此階段，誰掌握了地緣原料與核心能源，誰就擁有了基礎工業能力。工業能力的極致化，進一步轉化為軍事投射力量與全球邊際市場。英國的海權擴張、美國鋼鐵與石油帝國的興起，皆遵循此一發展邏輯。

管理學者阿爾弗雷德·錢德勒（Alfred Chandler）所描述的錢德勒模式，是歐美工業革命及殖民主義下的產物，及其本質便是大型工業資本透過垂直整合與規模經濟，建立起跨國性的工業秩序。大型工廠、重工業與軍工複合體，構成了當時最核心的國力架構。這時期的國家競爭，是典型的物質、產能與市場控制力的剛性博弈。

二十世紀末葉，隨著半導體、網際網路、全球通訊與現代物流的成熟，全球競爭的底座發生了本質上的位移。國力的來源，不再僅僅取決於單一資源的剛性控制，而是取決於能源、資源與資訊三者之間的整合與協調效率。生產要素的流動性，取代了靜態的資源佔有。

在美國主導的標準化數位典範下，競爭的勝負手轉向跨區域的網絡協同能力。數據的跨國流通、供應鏈的動態調度、全球物流網路與離岸金融體系，交織出新型態的非對稱權力結構。美國的平台經濟、中國的世界工廠製造聚落、以及德日兩國的精密特用工業體系，背後皆是系統協同能力的具體展現。數位時代的核心，是利用資訊流克服地理阻尼，以系統協同取代傳統重工業的單純規模。

當前人類正加速駛入智能時代，競爭核心已從傳統的資訊平台，進一步昇華為產業定義權與智能優勢的爭奪。今天真正決定國力良窳的，不再單純於晶片產出數量或模型參數的多寡，而是是否具備一整套不可逆的自主系統。

在這個新AGI體系中，能源、算力基礎設施、先進半導體、超大型資料中心、次世代通訊、生成式人工智慧、垂直工業場景、地緣金融體系與政府治理能力，已鎔鑄為一個有機的整體系統。大型語言模型或自主科學發現系統僅僅是演算法的體現，真正支撐其運行的，是背後龐大的能源網絡、自主供應鏈與跨領域的長期抗解能力。 （相關報導： 月薪不到4萬是常態？工程師揭台灣經濟「兩極化」悲歌：除了AI，其餘產業都「BI」 ｜ 更多文章 ）

這種系統性的依賴關係，讓技術與基礎設施的紐帶更為緊密。能源決定了算力的物理極限，半導體決定了邊緣與雲端的部署密度，工業與科研場景決定了產值的轉化效率，治理能力則決定了系統對抗內部官僚失效的調適韌性。這正是近年全球供應鏈出現斷裂與重組的深層底牌。

世界各國的政策轉向也印證了這個趨勢。美國的晶片與科學法案、歐洲的戰略自主、中國加速建構的分散式集群與自主工業體系、日本重建先進製造能力，背後皆揭示了同一現實：全球競爭已正式告別市場驅動的代工邏輯，進入智能優勢的競爭。今天的國力已不再由國內生產總值規模或軍事數量單獨定義，而是整體系統的運行能力。

未來十至二十年，美中兩極的世紀博弈，將全面圍繞著這套新系統架構展開。美國仍掌握全球金融體系、基礎科學、頂層平台與高端科技規則制定權，試圖透過盟友體系與軟體應用依賴模型輸出技術黑盒；中國則快速建立大規模製造供應鏈、能源整合效率、完備的基礎設施與實體產業的深度整合。

這種對峙導致雙方對抗的焦點發生質變。美中博弈已從傳統的貿易逆差或關稅戰，徹底升級為人工智慧、半導體、量子科技、新能源、生物醫學、新材料與自主科學發現系統的全面系統對抗。

美中雙方互築高牆的趨勢，也暴露出台灣長期引以為傲的技術代工邏輯，正遭遇地緣政治上的系統性危機。台灣半導體產業過去高度依賴國際市場的專業分工，但在智能優勢博弈的框架下，這種缺乏獨立底座自主的「矽盾」，正面臨被美中雙方強行拆解、去主權化的風險。

當全球列強都試圖將算力、能源與製造收攏於自身的主權邊界之內時，僅靠單點的晶片製造代工，已不足以支撐長期的國家安全。台灣必須把握時機，順勢轉型，跳脫代工依附，成為全球具專業特色及自主體系的模式。思考如何在半導體優勢之上，建立自主的耗散結構與智能優勢。

未來的世界秩序，將不再由單一的金融或軍事霸權進行線性主導。美中兩大陣營在構築智能優勢的過程中，各自面臨無法跨越的剛性瓶頸。美國受限於去工業化後的製造底座斷裂與內部治理耗散；中國則面臨核心技術黑盒的斷供壓力與由上而下治理的路徑依賴。更根本的限制在於能源與算力的物理極限，任何主權系統若無法突破次世代能源與非矽基算力的底座瓶頸，都將因系統內耗過大而走向邊際遞減。

誰能在這場不完美的地緣科技博弈中維持系統的動態平衡與持續優化，誰就將在實質上重塑下一階段文明的運行規則。 （相關報導： 月薪不到4萬是常態？工程師揭台灣經濟「兩極化」悲歌：除了AI，其餘產業都「BI」 ｜ 更多文章 ）

＊作者為科管退休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