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川普第一次上任，徹底改變了中美經貿關係的走向，這麼說可能一點都不為過。
在他之前，歐巴馬執政的最後幾年，裂縫已經在悄悄出現：貿易摩擦升溫，技術競爭的苗頭隱隱浮現。但幾十年積累的合作機制和外交慣性，依然在維繫著這段關係的基本盤。經貿，是中美關係的「壓艙石」。只要經貿還在，關係就不至於失控。
也正因如此，川普上任之初，中國很多人把他看成一個「非建制」的總統。他不是華盛頓體制內的，而是遵循商人的邏輯。這反而讓中國人看到了機會：跟他打交道，也許可以直接用利益換利益，比跟建制派歐巴馬周旋更有效率。
於是，2017年11月川普第一次訪華，中方傾注了相當大的心血。中方罕見地推出「國事訪問+」的概念，寶蘊樓茶敘、故宮專屬參觀，接待規格超過歷任美國總統，想讓這位以「交易」為邏輯的總統，感受到中國對他個人的重視。
2018年，美國援引貿易法301條款調查結論，逐步對2500億美元中國商品徵收大規模關稅。貿易戰隨即爆發，規模之大，世所罕見。中國措手不及，才意識到此前的判斷，終究是一廂情願。
從那時起，中美關係再未真正觸底反彈。時而停戰，鮮有修補。
2026年5月，當他再次來訪，擺在所有人面前的問題是：這九年裡，世界第一和第二大經濟體之間的經貿關係，究竟變成了什麼樣？這場曠日持久的拉鋸會繼續嗎？
隨行企業透露的深意
這種變化，從隨同川普出訪的企業家名單中，就能讀出幾分。一位瞭解該計劃的白宮官員告訴BBC，總共有17名美國高層將隨同川普出訪。
包括蘋果公司（Apple）的蒂姆·庫克（Tim Cook）、特斯拉（Tesla）和太空探索技術公司（SpaceX）的伊隆·馬斯克（Elon Musk）、貝萊德（BlackRock）的賴瑞·芬克（Larry Fink），以及來自Meta、Visa、摩根大通（JP Morgan）、波音（Boeing）、嘉吉（Cargill）等公司的其他高層。
其中，花旗、黑石、Visa與中國市場本就深度綁定，經常訪華，見面是慣例。真正值得關注的，是另外兩類企業。
一類是蘋果。中國是它最重要的生產基地，也是全球第二大消費市場。沒有哪家美國企業比蘋果更清楚：中美關係一旦破裂，代價會有多重。此行與其說是政治表態，不如說是去尋找一樣東西：確定性。
另一類是波音。貿易戰打響後，中國幾乎停止了對波音的大額採購，市場份額被空中巴士逐步侵蝕。波音CEO凱利·奧特伯格（Kelly Ortberg）在今年4月接受路透採訪時直接說：如果沒有川普政府的政治介入，波音拿不到中國的大額訂單。
但最能體現中美關係真實糾結的，恐怕是一個沒有出現在名單上的名字：福特。
福特CEO吉姆·法利（Jim Farley）曾多次從中國購買並親自駕駛中國電動車，包括小米旗下的產品。他的理由是：「你必須駕駛對手的車，才能真正理解對手。」
但拜登執政期間，美國對中國電動車的關稅從25%提升到100%，相當於事實上的行業禁令。
然後，川普鬆口了。他今年初暗示：如果中國車企願意在美國建廠、雇用美國工人，他願意給它們留出空間。
法利的第一反應不是拒絕，而是試圖找一個對自己有利的框架。據報道，他和川普內閣官員進行了接觸，探討以美國企業控股的合資模式來抵擋中國品牌直接進入。
這套邏輯，中國人並不陌生。上世紀80年代，福斯是第一批接受「合資才能入場」這一規則的外資車企，福特隨後跟進。40年後，輪到福特試圖把同樣的規則套在對手身上。
但到臨行前，法利接受電視採訪，語氣截然不同。他警告：絕不能讓中國電動車進入美國市場。他援引一組數字：中國的整車產能足以覆蓋超過5000萬輛汽車，「足以覆蓋美國所有製造和所有車輛銷售」，「我們絕不能讓它們進入我們的國家」。
法利所代表的情緒，既欽慕又恐懼，既想合作又不敢開放，大概是當下美國製造業面對中國競爭最真實的寫照。
貿易格局：變與不變
當時，中國對美貿易的依賴程度遠高於今日。美國是中國製造業的重要出口市場，一旦美國買家因關稅轉而他顧，大量製造業工人的就業將面臨威脅。
這場貿易戰來得猝不及防。喬治城大學政策研究員凌寧對BBC表示：「這是他們第一次認真對待川普，而他們或許並未料到他真的會付諸行動。」
對中國來說，壓力似乎沒有終點。川普下台，拜登接任，關稅卻還在。拜登不僅保留了前任對華徵收的絕大多數關稅，更在2024年宣布新一輪升級：對中國電動汽車的關稅從25%提升至100%，對太陽能電池徵收50%，對鋼鐵徵收25%。
「我們往往認為川普對中國強硬，但有一種觀點認為，拜登在貿易保護主義上其實比川普走得更遠，」香港大學經濟學家唐慧威說。
拜登還在技術戰線上大幅加碼。華為被以國家安全為由逐出美國市場，TikTok被迫與母公司字節跳動切割美國業務。在半導體領域，拜登政府向荷蘭阿斯麥（ASML）和日本設備商施壓，將先進晶片製造設備的出口限制延伸至盟友，試圖從源頭切斷中國的製程升級路徑。
2025年，川普以中國放任芬太尼原料流入美國為由，對華商品加徵20%關稅；在他所謂的「解放日」，再度額外加徵34%。兩輪疊加，中國商品面臨的綜合關稅一度超過145%，躋身全球最高之列。直到中國打出「稀土牌」，雙方才逐步降溫。
從數據來看，確實變了。2018年，中國商品在美國進口總額中的佔比約達21%至22%。到2024年，這一比例跌至13.8%，六年間近乎腰斬。與此同時，東協超越美國，成為中國最大的貿易夥伴。這既是貿易戰倒逼下的結果，也使得第二任期的中國面對關稅衝擊時，不再像2018年那樣一打就疼。
雙邊貿易數據下降，並未削弱中國的整體外貿實力。中國佔全球貿易總量的比例不降反升。據中國海關總署數據，2025年中國全年貿易順差達到創紀錄的1.19萬億美元。
其一是全球新興市場的真實需求。疫情後，東南亞、中東、拉美各地的建設與製造需求持續釋放。中國作為「工廠的工廠」，源源不斷輸出機械設備、中間品與原材料。
其二是供應鏈的「繞道」赴美。部分產能通過越南組裝或墨西哥中轉流入美國市場，兩頭依然是中國產能與美國消費。比如，越南對美出口的增幅，與越南自中國進口的增幅幾乎同步。
中美之間的直接貿易綁定雖然看似鬆散，但這種變化，很難說實質性地傷害了中國在國際貿易中的根基。
籌碼：互換與升級
但到了這次訪華前，這把武器的效力已大打折扣。美國最高法院裁定「解放日」關稅違反法律，他不得不援引其他法律條款維持壓力，法律空間正在收窄。關稅這張牌，打得越來越吃力。
晶片出口禁令越收越緊。在AI快速發展的背景下，限制中國獲取高端晶片，已不只是貿易摩擦，而是直接關乎人工智能軍備競賽的戰略爭奪。
而輝達CEO黃仁勳，是這場矛盾最顯眼的代言人。輝達曾佔據中國數據中心GPU市場逾90%的份額，禁令收緊後，這塊業務幾乎清零。黃仁勳多次公開警告：如果逼迫中國AI轉向國產晶片，美國技術標準將在全球最大的AI市場失去立足之地，對美國長期科技主導權的傷害，遠不止輝達的營收損失。
上周，黃仁勳在接受美國CNBC採訪時表示，如果受邀參加此次行程，能夠在中國代表美國將是一種「榮幸」。
但目前看來，黃仁勳並沒有出現在名單之中。作為處在計算機晶片和人工智慧領域激烈競爭核心位置的人物，他未能隨川普訪問中國，這件事本身就值得關注。
反觀中國，第一輪貿易戰時手中可打的牌相當有限。對大豆加徵關稅，精準打擊共和黨農業州，但這張牌的效力很快被華盛頓大規模農業補貼所稀釋。
2025年4月，「解放日」關稅出爐後數日，中國商務部宣布對7類重稀土及相關磁材產品實施出口管制。這份名單幾乎覆蓋了從F-35戰鬥機到導彈制導、從工業電機到晶片封裝的全產業鏈。中國控制著全球約60%的稀土開採和約85%的冶煉產能，這種壟斷性，美國短期內無法複製。
這一步棋，確實切中了要害。美國貿易代表格里爾在今年4月明確表示，稀土及關鍵礦產的供應鏈穩定，是此次訪華談判的核心議題之一。
當然，川普手裡並非無牌可打。關稅效力下降是真，但晶片禁令的鬆緊、中國企業在北美市場的準入條件，乃至台灣問題背後的戰略默契空間，依然是他手中分量十足的存量籌碼。
被地緣政治裹挾的經貿戰
自2022年俄烏戰爭爆發以來，中國通過購買俄羅斯折扣原油維持了較低的能源成本。據國際能源署數據，俄羅斯原油約佔中國進口原油總量的20%以上。與此同時，伊朗戰事令荷莫茲海峽能源通道承壓，眾多國家的能源價格快速上漲。
布魯蓋爾智庫高級研究員加西亞-埃雷羅（Alicia García-Herrero）在報告中指出，「就美以對伊朗發動襲擊所引發的能源危機而言，中國比大多數亞洲國家處於更為有利的地位。」
華盛頓的解讀截然不同。在美國看來，中國一邊與美國談判，一邊持續向兩個戰略對手（俄羅斯、伊朗）輸送資金，不能放任不管。
就在訪華前夕，這種地緣摩擦已經延伸到經貿層面。2026年5月初，美國以「涉伊朗石油交易」為由，將5家中國石化企業列入制裁名單。中方隨即史無前例地動用《阻斷外國法律與措施不當域外適用辦法》進行反制，明令國內企業不得承認、不得執行、不得遵守該制裁。這是這部2021年頒布的法律首次正式付諸實戰。
在地緣政治局勢的擠壓下，談判桌上各方真正想要什麼，正在逐漸明朗。
美方的訴求分出了層次。最表層是農產品採購和波音訂單，這是給中期選舉展示的成績單。再深一層是地緣減壓，華盛頓希望北京在中東問題上發揮影響力，幫助終結這場難以收尾的戰事。最深處，是供應鏈安全的底線，稀土斷供、晶片禁運的教訓已經太深，雙方都有動力確立「不率先切斷關鍵供應鏈」的默契邊界。
九年前，川普第一次訪華，兩國都在試探彼此的底線。九年後，雙方對彼此的極限已有清醒的認識。這一次坐上談判桌，沒有幻覺，少了試探，有的只是各自精確計算過的利益清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