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1968五十周年。2018驚心動魄，1968則熱血沸騰：歐洲有義大利學運，德國學運，法國學運，布拉格之春；亞洲有日本學運，澳門暴動，香港暴動…；憤怒群眾街頭抗議，流血甚至死亡，台灣媒體也陸續報導。
彼時國府遷台已近20年，仍在「保密防諜人人有責」；仍在網羅罪名，槍斃匪諜。1949年開始的「戒嚴法」與「懲治叛亂條例」是國府兩大「護法」，不管在何處，百姓只敢「平靜」而行；哪敢憤怒上街頭？
在苦悶、恐怖的那個年代裡，1966年中國爆發了「文化大革命」，陳映真等人受到「破四舊」的鼓舞，在台北秘密集結同志，閱讀左翼書籍，發展「幼稚形式的組織」…。1968年5月17至6月6日，警總逮捕陳映真等36人，沒有流血，沒有死亡；除了被捕者家屬與親友，外界一無所知；那就是今年也已50周年的「民主台灣聯盟案」。
1968是猴年，台灣媒體最熱中報導的是九年義務教育開始實施；對敏感的政治事件冷處理；對「民主台灣聯盟案」更是噤若寒蟬，一字不提。
事過半年，11月25日，《紐約時報》刊登一則23日發自台北的報導：
七名男子被控反中國國民黨政府活動，正在等待宣判。這是近年來此間對所謂政治異議人士進行最大規模逮捕行動的結果。…… 被控人等於六月初被捕，十一月八日在軍事法庭秘密審判。政府未對此案公開發表聲明，台灣的報紙也沒有報導。
被告各人如何答辯指控不明，審判時，他們由公設辯護人代表出庭，而不是他們自選的律師。………
受羈押者，四人為台灣省籍，三人為外省人。…… （註一）
戒嚴時代的台灣媒體，處理政治敏感事件大多必須聽命於警備總部，國防部等「層峰」指令。 《紐約時報》這則報導， 台灣媒體當然「不便」翻譯刊出。總之，讀者始終不知台灣發生了如此「最大規模逮捕行動」，僅有少數文藝界友人輾轉得知，口耳相傳；我認識的兩位作家，為了證明自己安全存在，每天去文友常去的西門町「作家咖啡屋」報到；見了其他文友也總先低聲問道：你沒事吧？你還好吧？…
靜坐者讀者作家季季的作品《行走的樹》。這是記述民主台灣聯盟案最詳實的一本書。（曾小芸攝）
「民主台灣聯盟案」，是台灣近代文學史上最大也最詭異的白色恐怖案。因為陳映真等人讀書會閱讀的左翼書刊與日本實習外交官有關；而其中四人的身分尤其特殊。
1968年5月中旬至6月上旬，警總先後逮捕陳映真等36人，7月下旬起訴前，釐清其中22人未涉案，陸續釋放。《紐約時報》記者11月23日發稿所稱「正在等待宣判」，係指陳映真、丘延亮等七人在11月8日審判後，曾經不服上訴，「申請覆判」。
然而，即使丘延亮貴為「國戚」，也聘請了私人律師，「申請覆判」仍被駁回，12月31日與陳映真等人皆「判決定讞」，發監執行。
-----《紐約時報》所稱的「公設辯護人」，是警總軍法官王雲濤少尉。後來他參與過不少軍法大案；1980年3月「美麗島事件」時，他已是「軍法處陸軍上校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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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映真被捕後，最早展開營救行動的是他的紅粉知己裴深言，以及與陳映真合編《文學季刊》的尉天驄。他們曾去找知名律師端木愷為陳映真等人辯護，但遭拒絕，轉交手下王善祥接案；尉天驄也把親撰的〈為陳映真辯護〉手稿交給王律師呈堂作證，但是無效。
-----端木愷（1903-1987）畢業於上海復旦大學政治系，留學美國紐約大學後獲法學博士，與國民黨關係密切，歷任黨政要職，在法界地位極高，曾參與草擬1949年6月21日公告的「懲治叛亂條例」13條文；其中第二條第一項俗稱「二條一」，是讓人聞之喪膽的「唯一死刑」。
保羅‧安格爾（1908-1991）是美國著名詩人，愛荷華大學「國際寫作計畫」主任，1968年春發函邀請陳映真於該年8月底赴美參加為期三個月的「國際寫作計畫」活動；陳據此邀請函向警總管轄的「出入境管理局」申請護照。---警總也據此申請案先下手為強，展開收網拘捕。
陳映真被捕的消息，經由其在台工作的美國友人，通過「美國軍郵」秘密管道傳到美國，安格爾得知後發動華府政商界友人對國府施壓，並請在中山北路、德惠街口執業的美國律師於11月8日審判時出庭旁聽；因這美國律師「坐鎮」的威嚇作用，陳映真等人方得免於死刑。
《紐約時報》報導的「七名男子」，姓名及刑期如下：陳永善（陳映真本名）、吳耀忠、李作成、陳述孔（十年）、陳映和（八年）、丘延亮、林華洲（六年）。
——陳映和同學王玉江、陳金吉、賴恆憲、張茂男、陳邦助、吉樹甫及王小虹（女），則以另案感化三年。
在這份名單裡，身分最特殊者當屬聯盟核心人物之一的丘延亮；他父親丘秉敏是蔣中正親家；大姐如雪嫁給蔣緯國。聯盟精神領袖陳永善，任職美商輝瑞藥廠台灣分公司，是知名小說家；與陳映和係兄弟。另外的核心人物李作成，岳父蕭肅毅是陸軍二級上將； 1945年8月21日在湖南主持日軍受降典禮時站在蔣中正身旁，1954年升任國防部政務次長；陳述孔之父則曾任國防部軍醫署署長。（判感化三年的王小虹，丈夫是駐德外交官）。這份涵蓋黨政軍外交的名單，當然不能曝光，《紐約時報》記者亦可能不知此中敏感背景，報導才會那麼簡略。
——1968年11月發出那條報導的《紐約時報》記者，即是198３年以《苦海餘生》獲得「美國國家圖書獎」的包德甫（Fox Butterfield,1939--）；他比陳映真還小兩歲。
我在1964年末與楊蔚交往後，陸續認識丘延亮、陳映真、陳述孔、吳耀忠、王小虹等人，但從未見過李作成。 2005年出版《行走的樹—向傷痕告別》後結識裴深言，從她那裡才得知李作成背景，並在2015年《行走的樹—追懷我與「民主台灣聯盟案」的時代》增補得較為完整。
出版增訂版時，「民主台灣聯盟案」47年，人事已經全非，我在第十二章「亡者與病者」補寫了〈沉默的高音—「小頭」吳耀忠〉，〈低音小喇叭—「單槓」陳述孔〉，〈宏遠的中音—「大頭」陳映真〉，回顧我年輕時代與他們的結緣及他們出獄後的悲慘結局，內心至為沉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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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深言的情義也讓我極為感動與佩服。1966年夏，陳映真辭離強恕中學教職，轉任輝瑞藥廠企劃專員，裴深言是輝瑞總經理（美籍）秘書，兩人共事後因喜愛音樂而相愛。1968年5月17日星期五，陳映真沒上班，裴深言以為他病了。陳當時與養母同住，家中沒電話，裴下班後急去板橋四川路陳家敲門，敲了好久都無人應，鄰居聽到了，從二樓陽台探頭說：「被抓走啦，家裡被抄過了…。」---除了陳映真家人，裴深言可能是最早發現他被捕的人。
她立即請父親裴鳴宇（國大代表）去請託情治單位友人查詢，次日得知陳映真被拘留在博愛路某處。也因情治單位友人的私下協助，她得以立即送去零用金、衣物、食品；次日再去，拿到陳映真簽收的回條，悵然淚下。
此後七年間，陳映真從台北的大廟東本願寺、景美看守所到台東的泰源監獄、綠島綠洲山莊，裴深言始終定期探望，送錢與衣物等日用品未嘗間斷，以實際行動譜寫關愛與情義的感人篇章。
關於「民主台灣聯盟案」的前前後後，最了解的是陳映真，最該寫出真相的也是陳映真。
陳映真曾兩度入獄。第一次31歲，「陰謀顛覆政府罪」，判刑十年繫獄7年。出獄五年後，1979二次被捕，42歲，「涉嫌叛亂罪」，36小時後即「交保候傳」。
陳映真自稱 1979年10月3日被調查局拘捕是「二進宮」。10月4日交保返家，隨後撰寫〈關於「十．三事件」〉，發表於十月號《美麗島》雜誌（第一卷第三期）。在這篇近五千字的翔實紀錄裡，他回答情治人員的一句話最堪玩味：
----我已在十一年前想要「做」什麼，但失敗了，自己知道不是那塊材料。--
那句話，暗指的是「民主台灣聯盟案」；它比「十．三事件」更早，更漫長，也更複雜；既然1979年承認了想要「做」，也公開承認了失敗，為何其後那麼多年仍然沒細寫那個大案？
台東泰源監獄裡，年輕的政治犯中，具有台灣獨立思想者稱為Siro，日語白色之意。泰源監獄曾是關押陳映真的處所之一（朱孟庠畫作）
1993年，陳映真五十六歲，12月9日以筆名許南村在《中國時報》「人間」副刊發表〈後街—陳映真的創作歷程〉。在這篇近萬字的微型回憶錄裡，首次表白他第一次被捕前後的思想轉變及相關人物：
----正是在六六年底到六七年初，他和他親密的朋友們，受到思想渴求實踐的壓力，幼稚地走上了幼稚形式的組織的道路。……
一九六八年五月，他和他的朋友們讓一個被布建為文教記者的偵探所出賣，陸續被捕。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他被判決徒刑十年定讞。…… -----
他沒寫出「民主台灣聯盟案」名稱，但寫了「一個被布建為文教記者的偵探」。我一看就知是指那個案子；而他所指控的記者則是我的前夫楊蔚。
為什麼解嚴六年之後，他才發表這篇微型回憶錄？對於「民主台灣聯盟案」，為什麼寫得那麼簡略；且對楊蔚的描述是「偵探」與「出賣」？—是否以後會寫更詳盡的篇章或專書？… 我抱著這樣的疑惑期待著。
我後來的解讀是，他在1985年11月創辦《人間》雜誌，那時尚未解嚴，不便寫。1989年9月《人間》雜誌停刊時，他已是「中國統一聯盟」第一屆主席；時常往返於兩岸之間，1993年的〈後街〉僅能點到為止，之後就更不便細寫了。
然而，對於他所指控的「被布建為文教記者的偵探所出賣」，雖未寫出楊蔚的名字，我仍認為過於武斷與輕率，後來才決定回到我經歷過的歷史現場，把我所知的楊蔚1950年因匪諜案入獄十年，及1964年底陳映真經丘延亮介紹，認楊蔚為「大哥」的始末與其後的種種轉折寫入《行走的樹》。
-----關於我與楊蔚及他與「民主台灣聯盟案」的歷史糾葛，都已詳述於《行走的樹》，此處不再贅述。
人們以「盜火者」形容已逝作家陳映真。（取自差事劇團臉書粉絲頁）
2006年6月1日，陳映真因住房面臨法院查封，不得不移居北京；9月中風昏迷，此後臥病十年。
2015年6月我發表〈宏遠的中音—「大頭」陳映真〉，他的統派友人認為我不該寫出他與裴深言交往的舊事，對我頗為不滿。在某應酬場合，有人指著我的鼻子痛責：
他答不出所以然，只一再說：「反正妳思想不正確就對了…。」
2018年，「民主台灣聯盟案」五十周年，兩岸關係更為複雜，此案內幕也許將永沉大海。作為此案的邊緣受害者，我只祈願，僵硬的意識型態不再綁架我們。＃
註一：中譯引自劉大任《冬之物語》，2004，印刻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