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有些人來說，『戰爭』只是讓他們有『體面的工作』而已。
所以，他們不會想去『避戰』，而是因此可以變成『英雄』，號召和帶領人民『勇敢』地迎向『戰爭』。
即使，原本是可以避免的……」
1914年6月28日，奧匈帝國皇儲弗朗茨·斐迪南大公（Archduke Franz Ferdinand）在薩拉熱窩遇刺，這場看似局部的政治事件，最終成為全球浩劫的導火線。歐洲各國迅速動員，外交讓位於軍事戰略，戰爭機器啟動，無人能夠阻止它。
英國原本可以選擇中立，然而，最終還是選擇了參戰。這場戰爭不僅讓無數生命犧牲，卻也讓許多人找到了屬於自己的「位置」。戰爭，對某些人來說是「一種誘惑」，意味著生計與榮耀。它提供了就業機會、國家認同感，甚至讓某些人獲得政治資本。
對某些知識分子和意見領袖來說，戰爭是宣揚愛國主義與民族精神的時刻。他們登高一呼，「為正義而戰」、「為光榮而戰」，可以成為「英雄」，贏得光環、掌聲和私利。而人民，在激情與仇恨的渲染下，渴望勝利，渴望捍衛「國家榮耀」。而不願去思考，戰爭的本質是否真正必要。
就在這場戰爭即將爆發之際，有一位哲學家站了出來，試圖用理性對抗這場非理性的災難。他就是伯特蘭·羅素（Bertrand Russell），英國二十世紀最著名的和平主義者之一。
從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羅素就成為最堅定的反戰聲音。他不只是個哲學家，更是一位積極行動的知識分子。他的反戰立場讓他遭受社會排擠，甚至被政府判刑入獄。但儘管他一生致力於反戰，人類卻從未真正記取他的教訓。
從1914年到1945年，世界經歷了兩次世界大戰，數千萬人喪生。冷戰時代，美蘇對峙，核戰爭的陰影籠罩全球。到了21世紀，戰爭仍未停止，從中東到東歐，戰火仍然蔓延。一百年過去，人類依然沒有擺脫戰爭的循環，羅素的和平理想，依舊只是少數人的孤獨信仰。
一、羅素的覺悟：戰爭不是統治者的陰謀，而是大眾的選擇
當戰爭的威脅逐步逼近，羅素試圖阻止英國捲入。他與一群學者在8月2日簽署了一封公開信，呼籲英國保持中立，並發表在《曼徹斯特衛報》（The Manchester Guardian）上。然而，當德國入侵比利時，英國最終決定參戰後，他的許多同事立刻改變立場，轉而擁護戰爭。
這種態度的轉變，讓羅素震驚。他曾以為知識分子是理性的，是有獨立思考能力的。然而，當戰爭真正來臨時，他發現理性與獨立思考都不再重要，所有人都開始尋找一個「合理」的理由來支持戰爭，甚至為戰爭辯護。
他曾質問經濟學家約翰·梅納德·凱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你如何能夠同時同情良知的反戰人士，卻又在財政部門為戰爭經濟提供服務？」但凱恩斯沒有回答。這讓羅素意識到，許多人並非「主動選擇」戰爭，而是因為戰爭提供了生存與工作的機會，因此他們選擇順從。
二、戰爭的荒謬：當「正義」變成「殺戮的理由」
他發現，每當一場戰爭爆發，所有的交戰國都會宣稱自己是在進行「正義的戰爭」，都會強調對方的「邪惡」，而自己的行動是「自衛」、「捍衛自由」、「保護文明」。這種論述，使得戰爭的殺戮變得理所當然，甚至讓人們相信，他們是在為了更偉大的目標而戰。
然而，羅素認為，戰爭從來不會帶來真正的正義。它只會帶來更深的仇恨、更長久的敵對關係，以及無數家庭的破碎。戰爭不是一場「文明與野蠻」的對決，而是「所有參戰者都被野蠻化」的過程。
他看到倫敦的街頭，人們興奮地送年輕人上戰場，像是在送他們去一場榮耀的冒險。然而，他知道，那些年輕人中的大多數，最終都會死在泥濘的戰壕中，或者帶著殘缺的身軀回來，卻再也無法融入戰前的生活。
戰爭的可怕，不是因為它讓人流血，而是因為它讓人失去理智。有些人，可能為走失的寵物而哭泣，寢食難安。但他/她們，因為「愛國」願意為「正義」而戰，痛恨那些恐懼戰爭、希望謀和者，視他們是「叛徒」、「敵人的同路人」。
三、羅素的百年孤獨：和平主義者的寂寞抗爭
當戰爭全面爆發後，羅素成為少數仍然堅持反戰立場的知識分子。他的好友阿爾弗雷德·懷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變成了熱烈的好戰者，許多過去的盟友開始為英國的參戰辯護，就連《國家報》（The Nation）的編輯，也在一天內改變立場，對他的反戰文章加上了免責聲明，強調「這只是個人觀點」。
羅素站在人群中，卻覺得自己與這個世界格格不入。他的祖母曾經告訴他：「不從眾作惡。」這句話成為他內心最後的信念支柱，讓他不至於被周圍的瘋狂所吞噬。
1915年，他寫下了《社會重建哲學》（Principles of Social Reconstruction，後來改名為《社會重建原理》）。這本書的核心思想是，人類的行為，並非完全基於理性，而是受到衝動與群體心理的影響。戰爭就是這種心理的極端展現，它讓人們相信，他們所做的一切都是「必要的」、「正義的」，而忽略了其中的荒謬與殘酷。
四、羅素的呼籲：兩度寫信給美國總統
羅素曾兩次寫信給美國總統，試圖阻止戰爭的擴大。第一次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他寫信給美國總統伍德羅·威爾遜（Woodrow Wilson），懇請美國維持中立，避免將戰火擴展到更廣泛的地區。然而，美國最終仍然在1917年參戰。
第二次則是在1962年的古巴飛彈危機期間，他寫信給約翰·甘迺迪（John F. Kennedy），警告核戰爭的毀滅性，敦促美蘇以和平談判解決衝突。
五、諾貝爾獎的肯定：以思想推動和平
伯特蘭·羅素一生堅持和平主義，透過哲學思考、寫作與行動，不懈地對抗戰爭與軍國主義。他的思想不僅影響了20世紀的和平運動，也在冷戰時期為世界帶來理性的聲音。
1950年，羅素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理由是「他對人道主義理想與思想自由的倡導」，特別是他對戰爭與社會問題的深入剖析。他的作品不僅是學術性的，更是對人類良知的呼喚。雖然這是一個文學獎，但它實際上是對他一生推動和平的最高肯定。
然而，正如他自己所說：「人類最大的悲劇，就是無法從歷史中學到教訓。」戰爭仍未停止，羅素的聲音或許微弱，但他的思想仍然是和平的指引，提醒人類勿忘戰爭的荒謬，勿讓人性淪陷於殺戮的誘惑。
六、羅素的預言與人性的「誘惑」
羅素的一生，都是在與戰爭對抗。他反對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果被英國政府監禁。他警告二戰的危險，但沒有人願意聽。他反對冷戰的軍備競賽，卻發現世界依舊沉迷於「以武力換和平」的幻想。
戰爭，不只是帶來死亡與苦難，更帶來人性的「誘惑」。它讓人獲得權力，讓人獲得榮耀，讓人獲得財富，讓人獲得民族的崇拜。對某些人來說，戰爭是他們實現夢想的舞台，是他們站上歷史的機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