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全球氣候變遷問題的日益嚴峻，碳定價政策已成為各國推動減碳的重要工具。台灣近期推出了碳費相關子法，並計劃未來逐步提高費率以促進企業減碳與低碳轉型。
然而，因為《氣候變遷因應法》規定具體碳費費率由審議委員會決定，各界都密切關心，最終出爐的費率版本是否能夠實踐減碳目標，同時不帶給社會過大的經濟負擔？要回應這個問題，最直接且有效的方式，就是參考亞洲鄰國的案例，再根據台灣的發展脈絡進行規劃。
新加坡經驗：高費率與過渡框架的平衡
台灣在設計自己的碳費制度時，高度參考了新加坡實施碳稅的經驗。新加坡作為亞洲的貿易與金融中心，在 2019 年推出了碳稅制度，旨在通過市場機制促進企業減少碳排放，推動技術創新。新加坡政府預備透過碳稅的政策引導，讓新加坡發展出具有強大競爭力的跨國碳交易市場，這是與台灣相當不同的地方。
逐步提高稅率，2030 年前將達到每噸 45 新幣，這是新加坡政府的階段性碳稅計畫。但新加坡的高昂稅率，很大程度是因為新加坡具有亞洲與西方的兩面性，其物價水準遠高於鄰國，即使如此，新加坡在碳稅上路初期也僅僅課徵每公噸二氧化碳排放 5 新幣的低廉費率，以確保企業有足夠時間適應政策變化，減輕對運營成本的即時衝擊。
新加坡也有三成左右的 GDP 來自製造業，尤其是電子業與石化加工業的實力堅強，然而新加坡製造業屬於碳排放密集且貿易暴露型的產業，碳稅的影響尤為重大。因此，新加坡政府設計了一個針對排放密集與貿易暴露產業的過渡框架（the transition framework for emissions-intensive trade exposed [EITE] sectors），以確保這些企業能夠逐步適應碳稅的政策變化，同時保持其在全球市場中的經濟實力。
實施碳費的過程，如何減少排放密集與貿易暴露產業在全球市場上的競爭力損失？這是各個製造大國都想解決的大哉問，新加坡的過渡框架設計，允許產業向政府協議自身的減排計畫，並予以適度的減免與補貼。
具體來說，企業可以向政府提出詳細的減排計畫，包括減排目標、技術升級計劃、能源效率改善方案等。只要企業展示出實質性的減排承諾，並且計劃可行，政府便會根據協商結果，為這些企業提供碳稅減免，甚至延長它們達成減排目標的時間。這一靈活的減量計畫機制，讓企業能夠在保持生產效率和國際競爭力的同時，積極推動減碳工作。
保持靈活性，避免錯誤政策損害低碳轉型
台灣碳費借鑑新加坡的過渡框架，讓企業可以提出「自主減量計畫」，符合申報規範與減量標準的企業，就能獲得優惠費率的減免。
但即使借鑑了新加坡的機制，我們仍應謹慎思考：台灣是否應該跟隨新加坡等國家制定高費率？這樣的政策是否能有效推動綠色成長，且不至於給企業帶來過重的負擔？ （相關報導： 風評：柯文哲的「帳冊」VS.偵查不公開 ｜ 更多文章 ）
這裡必須提到，新加坡善用了亞洲金融中心的優越地位，建置亞洲國家難以望其項背的高效碳交易所，允許企業購買碳抵換額度來降低實際支付的碳稅。這為短期內難以大幅減排的行業提供高度靈活性。台灣的碳抵換制度、境外碳交易機制尚不完善，對於碳抵換額度也採取較保守的設計，因此台灣相對而言，就沒有新加坡實施高昂稅率的底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