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墨松（Peter E. Hamilton）的《香港製造：跨太平洋網絡與全球化新史》（Made In Hong Kong: Transpacific Networks and a New History of Globalization）一書，以國際政治經濟結構為經、跨商策略為緯，編織出對二十世紀後半香港與世界發展的新圖像，開宗明義挑戰以文化取徑來理解所謂「亞洲四小龍」（台灣、香港、南韓和新加坡）在二次大戰之後的經濟發展。這派學說將香港放諸於東亞區域研究的範圍裡，主張由於儒家文化對家庭倫理和人際關係的重視，東亞資本主義的發展形成以家族企業為主、國家經濟政策為輔的特殊型態。
此一觀點的代表著作，有高偉定（S. Gordon Redding）在一九九〇年出版的《華人資本主義精神》（The Spirit of Chinese capitalism）和韓格理（Gary G. Hamilton）於一九九九年所編著的《寰球資本家：二十世紀末的香港與離散華人》（Cosmopolitan Capitalists: Hong Kong and the Chinese Diaspora at the End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等。韓格理的分析首先點出香港的特殊性，在於其作為離散華人資本的首都，並開創出與日本不同格局的資本主義。香港中心的離散資本主義以家庭企業為主體、集中在輕工業和商業貿易；日本明治維新之後的資本主義由國家主導，發展重工業和大財閥。《香港製造》反對這種將亞洲社會視為與西方文明絕然不同的本質化論述，並強調香港資本主義不只與日本有別，更不同於新加坡、台灣和南韓。
關於二戰後香港與跨商
關於戰後香港特殊的政經背景，政治學者曾銳生（Steve Tsang）的《香港現代史》（A Modern History of Hong Kong, Bloomsbury Academic二〇〇三初版）即提出英帝國在失去香港三年零八個月後，為了重新續命，在施政上必需順應民情，於是在一九八二年中英前途談判前，已有廉政公署、公共房屋和「兩文三語」（以中文和英文書寫；普通話、英語和粵語的對話）、接受大陸移民等有助當地社會發展並能提升港英統治合法性的政策。《香港製造》則將當地的政經背景拉到更為鉅觀的國際體系，即美國在太平洋戰爭之後在亞洲的擴張：在英國仍為香港宗主國的最後半個世紀，美國已透過教會辦學、企業管理知識和工商金融投資而對當地形成廣泛而深入的影響；而串連起美國、香港和中國大陸之間的中介者，即是本書所稱的「跨商」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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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所認定的跨商，是那些移居到香港之前即有美國淵源，且在冷戰時期透過美國關係發展工商資本的企業家。以具體指涉的對象而言，這些跨商多半是那些在國共內戰之後，隨著國民黨撤離中國大陸而南下香港的上海工業資本家，其子嗣活躍於香港的政界與公共事務，像是第一屆香港特首董建華為東方海外航運公司創辦人董浩雲（1912-1982）長子、南海紗廠創辦人唐炳源（1898-1971）家族的唐英年（其父唐翔千為唐炳源的堂姪）則擔任多屆香港立法局議員和財政司要職。這些家族皆熱衷送子女進入入學條件嚴苛的美國大學接受教育，並與有相似社經地位與教育背景的家庭通婚。
但跨商並非單指戰後在香港的上海幫，畢竟該社群並非以固著的鄉籍、語言或宗族來界定，而是以採取相似的行動邏輯、文化偏好，和重疊的社會關係來推論。舉例而言，廣州出身的教育家李卓敏亦是發揚跨商策略的中堅份子。李氏於香港中文大學提倡以實業主義為宗旨的商業與財經管理等相關課程，而使得美式工商企業文化深入香港民間。換句話說，跨商是戰後從中國離散到香港的華人移民精英，他們支持美國實用主義教育和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雖然這些跨商大多與國民黨交好，但他們選擇以香港為基地而非隨著國民黨逃離到台灣。主要的理由是，相較於在冷戰時期處於戒嚴令管控下的台灣，港英政府的經濟和文化政策更為自由放任，也容許基督教會開辦易與美國教育接軌的學校。
跨商的形成，因此不能化約成東亞區域文化裡的華人商業網絡，而必需放諸二十世紀後半香港的特殊國際連繫來探討。幾個重要的時間轉折點如下：從一九四九年中共建國到一九六九年美國總統尼克遜撤銷對華禁運前，香港是跨商聯結世界的據點；一九七〇年代之後，香港的美國關係成了跨商進入中國市場的重要資源。具體而言，戰後跨商從香港擴張到中國市場的契機是一九七二年尼克遜訪華，在此之後，在港的美國公民便開始接觸中共官員、籌謀與中國企業的合作。也就是說，在社會主義中國於一九七八年推動市場開放之前，香港的美式企業文明已開始影響中國，而成為社會主義中國經濟改革的源頭之一。
關於跨商策略
從冷戰時期的親美反共，到後冷戰時期發展出與美國及中國的雙向關係，跨商策略的根本之道，即是務求彈性、確保利益不因為一時一地的政治取向而損及家族長遠利益的發展。在終章，作者引用學者阿銳基（Giovanni Arrighi）針對全球資本主義的起源與發展所提出的創見，將本書的香港與十四世紀末的地熱內亞（Genoa）進行比較。當威尼斯（Venice）商人掌握地中海東部的商貿路線，熱內亞商人轉而投資西班牙的海貿，從而掀起了十六、十七世紀的歐洲擴張；二次大戰之後從香港發跡的跨商則因中介中國與美國的經濟交流、促成一九七〇年代以降的全球化和中國的崛起。
雖然本書試圖繞開儒家文化與資本主義發展這個命題，但跨商策略裡家庭的角色——亦即跨商再生產的面向——仍然呈現出不可化約成經濟邏輯的特殊文化價值。具體而言，跨商對於「家」的執著，表現在對子女教育的重視、從下一代當中挑選並培養企業接班人、於不同跨商家族之間的通婚等等，都反映出為維護並力求家族利益和聲望能代代相傳的文化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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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一旦正視跨商的家族觀念，或當更能重新回到文化的角度來思考跨商在不同國際聯繫下的身份認同問題。本書在第一章回顧以「海外華人」認同為主題的文獻時，批判既有研究的盲點：「國際聯繫與除政治身份以外的動機都會易被忽略。」而本書對美國百人會的分析，則點出了香港的美國聯繫如何在影響跨商的政治身份之餘、同時形塑香港與美國兩地的關係。該會成立的背景如下：繼一九八九年六月中共鎮壓北京天安門的示威群眾和學生而面臨美國多項制裁後，由唐炳源之子唐騮千和其他包括大提琴家馬友友在內的美國華裔領袖，為促進中美兩國民間多方了解與互惠交流的情況下而創建此組織。在美國，百人會為華裔及更廣泛的亞裔爭取平權；在亞洲，百人會同時與北京、香港和台灣政壇皆建立良好關係。而為了能同時應付這些不同的國家立場，百人會在國際上的發展模式，「是依賴精英間相互結交連繫，同時將政治、人權、去工業化等具爭議與無助牟利的議題置於邊緣」（第九章），這亦是跨商策略的體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