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利文發現，他的新經濟主張與拜登不謀而合。在歐巴馬政府中拜登的觀點與新自由主義者一直有些格格不入。蘇利文和像布萊恩·迪斯（Brian Deese）這樣的同僚把拜登的政策心得納入一項現代產業戰略，包括立法為公共基礎設施撥款1兆美元，為半導體製造和研發撥款530億美元，以及為電動汽車和可再生能源撥款多達1兆美元。迪斯之前是白宮國家經濟委員會主任，今年2月份卸任。
他們認為不屬於拜登產業戰略的一項政策是對向中國出口半導體技術的新限制。蘇利文4月份曾說，這種限制完全是為了國家安全，是遵循「小院高牆」的原則；所謂「小院高牆」是指美國對一小部分核心技術實施非常嚴格的限制。「我們只是在確保美國和盟友的技術不會被用來對付我們。我們並不是在切斷貿易往來。」
但這些限制顯然是拜登經濟學整體戰略的一個補充。技術知識向中國的轉移是造成美國產業空心化的一個因素，而出口限制助推了了美國半導體投資的激增。
蘇利文和拜登的其他顧問試圖讓拜登經濟學包含拜登政府議程的大量內容，這顯示了拜登經濟學的抱負。但在這樣做的同時，他們也凸顯了該議程中的諸多問題。
例如，基本的經濟學觀點認為，資本和勞動力是有限的，因此需要以最大限度提高生產力和成長的方式來進行分配。經驗已經痛苦地表明，政府在這方面的能力比市場差得多。當然，市場失靈是存在的，例如污染或軍事脆弱性，但這些都是例外情況。
拜登經濟學接受市場的價值，但認為市場失靈無處不在，從地區、種族和性別不平等，到缺乏農村高速網路和價格親民的兒童保育服務等。
當市場失靈的定義如此寬泛時，政府干預實際上就沒有限制性原則了。拜登和其他民主黨領導人甚至已主張對無數與軍事或經濟安全只有最微弱聯繫的產品和行業給予特殊待遇，如用於基礎設施的石膏板和木材。
在國會代表矽谷的進步派人士Ro Khanna希望，目前針對半導體的補貼也能用於鋁、鋼鐵、造紙、微電子、汽車零部件和氣候技術。他在4月份表示：「美國需要有能力在本地生產基礎產品。我會走訪一個又一個工業城鎮，看看我們能做些什麼來振興那些地方。」
但美國沒有能力將現在進口的所有東西都轉為國內供應。讓美國工人轉而生產本可廉價進口的產品，這種做法會提高成本，並使本就稀缺的工人離開那些或許生產力更高的行業。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所長Adam Posen在最近的一篇批評文章中寫道，產業政策「並不創造就業；它只是將工作從一個地方轉移到另一個地方」。「至於擁有合適技能的閒置工人，」他繼續寫到，「其實並不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