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日本銀行正副總裁的換屆，以植田和男為總裁的新班子正式走馬上任。坦率地說，筆者對此次的人事安排頗感驚訝，但作為同是理科出身的經濟學者，仍然願意為他搖旗呐喊。針對植田領導的日本銀行，市場最關注的一個問題是「自推出安倍經濟學後一直延續至今的大規模量化寬鬆政策將會何去何從」。
貨幣寬鬆難以推動物價上漲
現在，不僅是日本，整個世界的市場人士都在關注日本銀行新班子的動向。之所以如此引人注目，最大的原因在於，資源價格飆升等因素導致日本的物價上漲壓力也變得越來越大，日本銀行已經面臨不得不轉變大規模量化寬鬆政策的狀況。
那麼，日銀為何會陷入此種境地？這一切都是因為安倍經濟學追求的2%通貨膨脹目標從一開始就是錯誤的。莫如說，安倍經濟學帶來了財政紀律鬆散的巨大負面影響，而日本的物價低迷原本就是一個結構性因素引發導致的，試圖僅靠貨幣政策來實現2%的通貨膨脹目標近乎於不可能。
觀察歷史上各年份的通貨膨脹率（消費者物價指數CPI）就可以證實這一點。比如，1989年推出消費稅以後，物價指數被推高了1.4個百分點，但即便是在整個日本景氣過熱的泡沫經濟時期（1986-1989年），年均通貨膨脹率也不過0.6%。如果排除特殊因素的影響，也就是1990和1991年的波斯灣戰爭、1997年上調消費稅率和2008年原油價格暴漲，那麼截至到開始實施大規模量化寬鬆政策的2013年，最後一個平常時期通貨膨脹率超過2%的年份是1985年。
那麼，日本的物價和其他國家存在怎樣的結構性差異呢？比較美國和日本的物價上漲率之間的差異，就很容易理解這個問題了。比如，我們將物價上漲率區分為「商品整體」和「服務整體」，對2019年8月日美兩國物價上漲率的內涵進行比較後可以看出，商品整體的漲幅日本為0.3%，美國為0.2%，差異不大。
但綜合考慮商品整體和服務整體的物價上漲率（綜合CPI）時，情況就完全不一樣了。相對於美國的1.7%，日本僅有0.3%。同時，即便是從「綜合CPI」中排除食品和能源的影響 ，從「綜合物價（食品和能源除外）」來看，美國的漲幅（2.4%）也高於日本（0.6%）。
之所以會產生這樣的差距，是因為美國服務整體的物價上漲率高於日本。實際上，美國的漲幅高達2.7%，而日本僅為0.2%。日美差距特別明顯的領域是「上下水道」「托兒所托育費」「長照費」「大學學費」「醫院服務」等，日本的國情不同於美國，日本政府對這些領域的價格管制很嚴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