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英時代》選摘(3):以哪種史觀書寫香港?

2015-04-30 0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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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港英與中國政權交接。(人民網)

1997年港英與中國政權交接。(人民網)

北京如何詮釋香港史

鑑古知今,研究香港過去的殖民管治史,對刻下香港的管治困局絕對有啟迪作用。然而,如何撰述歷史,涉及政治和不同身份認同的角力。

香港文化研究學者、中文大學翻譯研究中心主任王宏志認為,歷史學家會有意或無意識地受到很多內在和外在的因素所影響及支配,運用不同的論述策略以篩選和詮釋歷史材料:

「在英國歷史學家和中國歷史學家筆下的香港歷史是多麼的不同,而一些香港 本土的歷史學家卻又另外繪出一個迥然不同的圖像來。這並不是因為他們所面 對的材料不同,而是他們的意識形態不一樣,他們所處的政治現實不一樣,他們背負的書寫任務不一樣……閱讀他們的歷史論著,更能夠看出他們的論述策略與身處的政治與現實之間的關係。」

王宏志分析自八十年代以來在中國大陸出版,以及由大陸學者在港出版的香港 歷史專著後指出,大陸的香港史觀着眼於英殖時期的嚴厲統治手法(例如獨裁統治與種族歧視)、突出少數統治者與多數被統治者的對立,以及香港的所屬權。此種論述策略,是用來顯示「香港原來是中國的領土,香港和中國在民族文化上是一致的,英國人的佔領是非法的,英國人統治下的香港是充滿殖民主義和種族主義的」,因此「香港回歸祖國,建立一個由中國人自己來管治的香港,沒有文化上的隔閡、沒有種族主義的不公、沒有殖民者剝削,便是很順理成章的發展。」換句話說,大陸學者的香港歷史書寫,就是為了「確立回歸的 合法性與合理性」,為「人心回歸」鋪路。

1846年的灣仔( Spellcast/維基百科)
1846年的灣仔( Spellcast/維基百科)

也許這些史著更重要的現實意義是,它反映了中國官員如何理解香港的城市性 格與發展模式,從而決定中國的香港政策──包括如何實行一國兩制,如何界定「高度自治」,並且因而決定了香港現在的管治環境。

「香港繁榮要多謝大陸」

香港主權移交前夕,無論是大陸出版的香港史學術論著,或者是中央電視台製作的香港歷史專題紀錄片,內容都主要集中於兩方面:(1)否定英殖管治的績效,認為英治香港是恥辱、受剝削;(2)強調香港「自古以來」是中國的一部分,港人根在中華。

例如央視在1996年推出的專題片《香港滄桑》,香港被英國人統治,是一段悽怨的、受盡屈辱的滄桑史。第一集題為「毋忘國恥」,指英帝國為了爭取最大的經濟利益,不惜販賣毒品,毫無道德,因此「香港島已變成一艘不沉的鴉片躉船」,英治香港成了一個販毒中心,污煙瘴氣,充滿罪惡的城市。第二集題為「米字旗下」,主要描繪英人獨裁統治與歧視政策的陰暗面。在這方面,大陸學者喜歡引用港督葛量洪(SirAlexanderGrantham,1947至1957年在任)在其回憶錄的一句:「在這個英國殖民地,總督的地位僅次於上帝。他每到一 處地方,人人都要起立,在任何情況下都要遵從他的意見。」在香港居住的中國人無從享有民主,不受尊重。

央視紀錄片《香港滄桑》由江澤民題字。(截取自網路)
央視紀錄片《香港滄桑》由江澤民題字。(截取自網路)

《香港滄桑》的另一主要論點,是香港得以快速發展,有賴中國的關懷與照顧──特別是在改革開放之後。例如香港特區籌委會委員林貝聿嘉,在片中受訪時說:「香港今天的繁榮,我們也要多謝大陸,沒有大陸做我們的後盾,沒有大陸給我們支援,香港也繁榮不起來。」

當年央視推出的另一香港歷史專題片《香港百年》,涵蓋的年份為香港在1842年被割讓至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此後則直接進入八十年代的香港繁榮局面,最後是中英談判和回歸前夕的準備。王宏志推論,《香港百年》將五十年代後的三十餘年抹去,除了不想將功勞歸於英國的殖民管治,也可能是要將當中香港本土意識的建立過程隱藏起來。「這是一項極其重要的政治任務,目的是要減低香港人對港英政府的認同。」

突顯香港「根在中華」

編撰過《二十世紀的香港》的大陸歷史學者劉存寬,坦言早在回歸初期,香港已經存在「人心回歸」的問題,並認為此乃英人長期「同化」港人的結果:

「英國是世界歷史上最大的殖民國……在統治香港的漫長歲月中,港英當局通 過殖民機構,推行殖民政策,進行殖民主義宣傳,傳播殖民文化,頌揚西方生活方式,強化英語和西方文化知識學,培植少數香港上層人物和『西化人物」作為其殖民統治的社會支柱方式,極力對香港同胞灌輸主權在英、英皇至上,(在香港的)中國人是「英皇子民」的思想,製造港人對英國皇室的歸依感;同時故意排斥有關中國文化和中國歷史地理的教學,抹煞英國侵佔香港的歷史,以淡化港人民族意識和祖國觀念,使香港文化與其母體脫離。應該說,港英這一系列做法相當湊效,致使今日相當一部分港人對中國的歷史文化不甚了了,缺乏對祖國的向心力和親和力。一些人對香港的回歸徘徊觀望甚至牴觸反 對態度,這問題顯然必需予以解決。」

上述觀點目前在香港親北京圈子內仍然相當流行。部分愛國左派人士與媒體抨 擊2012年的反國民教育科運動,就常將之歸因於港人在英殖時期被「奴化」。

此外,《香港百年》亦從香港發掘到的文物,論證香港「根在中華」,「自古以來,香港的文明一直是整個中華民族的文明體系中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

而在一些大陸香港史著如《日出日落》中,香港更是「反帝反殖基地」,並借此來「證明香港人對祖國是多麼的依戀,對帝國主義的殖民者是多麼的仇恨,從而證明香港人是多麼的熱切地盼望回歸的來臨。」

在大陸被喻為「香港史研究開拓者」的歷史學家金應熙,在其主編的《香港史話》引言中,曾這樣概括該書的書寫要求:「第一,要以較大篇幅扼要介紹香港前代史實;第二,要以介紹香港同胞的愛國傳統為本書重點之一;第三,要明確、簡要地論述一個半世紀以來香港經濟發展的歷程。」其實,這在某程度上也是大陸官方的香港史觀,其目的是突顯香港「根在中華」,並強調中國對香港成就的重要角色。

「愛國」香港史觀的誤區

為迎接香港回歸,強化「自古以來」的中國──香港連結,北京官方着力否定香港的殖民管治的績效,卻因此製造了新的矛盾。王宏志以1997年7月1 日這個香港回歸日子為例,指出北京雖然不承認「不平等條約」,但收回香港的日子卻以不平等條約《展拓香港界址專條》所訂的日期為依據,存在相當的矛盾。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中文系助理教授的關詩珮,質疑回歸後特區政府之首為何要改稱「行政長官」所提的觀點,更值得令人思考:

「總督這個職級本來就是明清以來中國官制裏地方最高官吏的職級,是地地道 道中國的官位,當中根本不帶有半點殖民色彩或意味……而事實上,在1997年後以『行政長官』取代『港督』,其實才是西方的概念和術語,甚至就是一種商業運作的機構行政總裁(CEO, Chief Executive Officer)理念。我們不 知道制訂《基本法》的過程中有沒有細察中國歷史及文化,但是,當我們明白『總督』一詞的由來時,我們實在不能確定:從港督變成特首,是真的能夠做 到去殖的效果,還是進一步自我殖民呢?」

「特首」稱喟引伸出更為重要的問題是,北京的香港史觀在理解香港的城市性格、發展軌跡與構思特區的治理模式過程中,還忽略了甚麼?這些被遺漏了的香港歷史章節,又怎樣影響特區的管治?北京在這種史觀影響下,在執行港澳政策時會否因為急於「解殖」,而發生更多像「港督變特首」之類等同把香港「再殖民」的失誤?

回顧香港歷史,並將其置於區域與世界視野之中(例如與同為海港城市、以華人為主的英治新加坡比較),大陸的香港史觀對香港殖民地時期管治狀況的理解,至少存在以下五個誤區:

 一、香港人的身份認同

 二、香港的英殖歷史是恥辱?

 三、英治香港受盡剝削?

 四、英人同化港人?

 五、英治高壓獨裁?

港英時代書封和作者鄺健銘。
港英時代書封和作者鄺健銘。

*本文選自《港英時代 英國殖民管治術》(天窗出版社)第一章。5月2日(周六)晚上七點,於羅斯福路三段283號21弄6號永樂座,舉行新書發表會,作者鄺健銘與前《號外》主編張鐵志對談。(本系列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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