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鄺健銘  

族群政治向來是社會科學之中的一個重要課題。人如何依據血緣、歷史、地域、文化、語言、價值觀、宗教等因素形成不同族群，國家與族群如何互為因果，都是學者向來關心的問題。旅台馬來西亞年輕學人馮垂華在其得獎作《街頭的共同體：馬來西亞淨選盟大集會裡的國家與族群》，正是透過極具歷史意義的馬來西亞淨選盟大集會，梳理馬國族群政治的前世今生，乃至未來。

香港回歸後不久，中國南來文人甘豐穗出版小說《赤鱲角英雄傳：張保仔香港拓荒錄》，自也有回顧漫長的「香港故事」之意。至今，張保仔在香港的足跡仍然隨處可尋——長洲據說曾藏有寶藏或軍火的「張保仔洞」，仍是香港著名旅遊景點之一；於維多利亞港之上，「張保仔號」仍來往穿梭，乘載旅客。亦有電影公司對《壹捌零壹》這本新書感興趣，有意將這個新版張保仔故事搬上大螢幕。

有關香港歷史的論述，多以中英兩國為中心。這是自然之事，畢竟香港曾為英國殖民地，歷時百多年，至一九九七年，香港主權從英國移交至中國。至於（特別是在二戰後）美國對香港發展有何影響，美國與香港有何關係，其所得的關注則相對較少。

近代政府包攬民眾生老病死之事務，藉此集中權力。在此脈絡之下，醫療制度發展之優劣，並非僅為醫護人員所熟知與所能駕馭的專業技術問題，這其實也是能夠牽動民眾情緒，乃至影響政權管治認受性的政治問題。在中國，醫療費用隨醫療體系改革而急劇上升，致令民怨載道，繼而被形容為「新三座大山」之首。經濟預測顧問公司TSLombard首席中國經濟研究員格林（RoryGreen）在二〇二一年底預測，於習近平「共同富裕」新政之下，醫療保健業將會受當局整頓。

新加坡人民行動黨成立於1954年，從1959年起開始執政，至今已逾六十年。「一黨專政」﹑「一黨獨大」向來多是負面言辭，論者總會聯想起全球之中的不同共產政權。但在新加坡，一黨獨大的人民行動黨卻有截然不同的形象，其治下的國家發展不斷受好評。

大部分有關新加坡政治的討論都圍繞人民行動黨。這樣說，意思有二：第一，政治分析都以執政黨人民行動黨的成員、政策、行為為觀察軸心；第二，基於第一點，可以預想，不以執政黨視角為中心的政治分析空間相當有限。

台灣藝人羅志祥曾言：「不用分那麼細，我們都是中國人。」從中國大陸政治角度看，以此大一統方式理解「中國人」之身分內涵自是必要，中國向全球華人世界宣揚「大華語」，其背後便不無此意。2018年，中國大陸學者陸儉明曾在新加坡宣傳「大華語」。按他的理解，「大華語」是指「以普通話為基礎，而在語音、詞匯、語法上可以有一定的彈性、有一定寬容度的全球華人的共同語」。

近年香港與台灣的政治共振，皆源於中國大陸。

1997年7月1日凌晨，首任行政長官董建華如此宣告香港主權移交的意義：「香港人在歷史上第一次以明確的身份主宰自己的命運」。此後香港歷經2003年反23條立法、2012年反國教、2014年雨傘革命、2019年反逃犯條例修訂等風波。這些中國治下的香港政治大事都在重覆確認一點：董建華所宣告的香港主權移交歷史意義其實不曾被實現。這意味，1997年7月1日並不代表香港的殖民地狀態自動消除，此後香港並沒有自動處於後殖時代。

香港之外有關英帝國管治者權力觀的文獻，不少都能否證愛國史觀的想像與描繪。維納（MartinJ.Wiener）所著的EnglishCultureandtheDeclineoftheIndustrialSpirit,1850-1980便是一例。這本書在1980年代出版，黃兆輝書寫《港產紳士——治港百年的半山區上文化》之時有受其影響。維納撰寫本書的動機，是為回應當時英國社會之論，思考二戰之後英國經濟疲軟背後的國家文化因素。維納認為，在十九世紀中後期，英國國家文化以保守主義（conservatism）為綱。這種保守主義文化主要源於英國地主貴族，當時英國整體價值觀偏重田園生活，輕科技與工業發展，對「發展」抱懷疑態度，同時重傳統、重精神輕物質、重人文關懷與榮譽。是以英國公學乃至牛津與劍橋大學等英國傳統學府的教育哲學不以利益最大化為本，政治才能、社會科學與人格才是學校教育重點所在。書中提到的一個例子，與英治香港有關——二十世紀初出任香港總督、香港大學成立重要推手盧吉（FrederickLugard,1858-1945），年輕時曾歷經掙扎，最終放棄到工廠工作的機會、冒失敗風險投考英屬印度政府職位（IndianCivilService）。盧吉的抉擇多少能反映當時英國的政經價值觀。

以往甚少人比較香港境內兩類觀點與分析方法相對立的英治記憶書寫。第一類書寫相對接近於愛國史觀，偏向以零和遊戲角度評斷英治，分析焦點較內向、較不重案例比較實證研究。這類書寫傾向認為，百年香港英治幾無可取之處。另一類書寫則相對「政治不正確」，對香港英治績效較予以肯定、教條式敵我思維較淡薄，分析方法較著重上文所述的全球史視野與實用主義精神。

不應遺忘香港英治歷史的原因，是今天的香港彌漫「香港已死」、「輝煌不再」、「失家」等負面情緒，比較1997年7月1日香港主權移交前後香港管治模式有何變化、有何影響，已成極具現實意義之事。要認真比較香港中英治模式的成敗得失，首要一步，是不以充滿民族主義情意結的愛國史觀閱讀英治，需從實用主義與全球史角度更全面地閱讀香港英治經驗。

在華文世界，「新加坡模式」經常引發爭論，對其愛恨者皆有。從「新加坡模式」歌頌者角度看，「新加坡模式」不乏神話色彩——在強人李光耀的領導之下，精英政府能強政勵治，故此新加坡雖為小國，但仍享有極高的國際聲譽及影響力，其國民生活富裕，人人安居樂業。由是觀之，「新加坡模式」乃善治模範，為民眾福祉著想，各國家領袖都應複製「新加坡模式」。厭惡「新加坡模式」的論者卻認為，新加坡奉行家長式管治，社會自由被踐踏，民眾意志不被尊重，故此「新加坡模式」不可取。

2018年5月，馬來西亞歷史性變天。被視為選舉威權政體（electoralauthoritarianism）的馬國，在建國獨立後逾六十年首次出現政黨輪替。以巫統（UMNO）為首的國陣（BN）執政集團的政治壟斷終被打破。國家內外輿論都頗為雀躍，論者甚至開始猜度，另一選舉威權政體新加坡新一屆大選將臨，屆時馬國變天模式會否在新加坡重現？

自1966年起，每年新加坡總理都會在8月國慶期間發表政治演說，述說國家未來發展要點，這已成為新加坡的政治傳統。在1990年退任新加坡總理之位前，李光耀歷年的演說都有幾個共通點：第一，提及各種經濟發展策略，包括如何吸引外國人才、重整國家經濟結構、提高國家生產力、參考其他國家例子增加國家優勢（例如1982年提到，工業學習日本，國防學習瑞士）、管理新加坡工資水平、新加坡值得發展的行業（如造船業）等，這都旨在提升新加坡在世界中的位置與價值；第二，不斷提醒國民世界沒有免費午餐，不能鬆懈與任意冒險、要律己、奮鬥與具適應力、降低生活期望，否則新加坡難以生存；分析國際形勢對新加坡的意義，例如1990年演說，用上大篇幅分析波斯灣危機對世界局勢與新加坡的意義；第三，解釋為何政府需要有發展主導角色，例如1974年與1985年的演說分別解釋，為何政府提高公積金繳交率，原因是如果新加坡人自願儲蓄、而不是透過公積金制度被強制儲蓄，他們就會如香港工人一樣，「手頭上有很多現款可花，這造成長期的消費。他們租賃狹小房子，要給房東繳付高昂的租金。他們拼命購買大量衣物、鞋子、家具、電視機……他們沒有重要的或永久性的資產可以展示」。公積金既方便新加坡人成為屋主，政府亦可利用公積金投資，增加國家財富，減輕外圍經濟波動帶來的影響。

新加坡大選，其中一句很令人印象深刻的話語，出自工人黨。那句話很值得注意的部份，是「令我們的民眾變得強大、成為贏家」（empoweringourpeopleintowinners）。

全國港澳研究會會長陳佐洱發表的言論，無懸念地引起了不少回響。不過，陳佐洱的言論有其正面意義，原因是「去殖民化」、「去中國化」、「後殖」、「戀殖」等詞彙的意義，向來在香港語境之中含混不清，此時拋出這類言論，或可令更多人從歷史角度回顧九七的意義，以及香港當下處境。換個角度看，陳氏言論當中的兩點，其實不無道理：其一，香港還未「去殖民化」；其二，在現時香港的政治氣候中，「去中國化」的危機確實存在。

上週五新加坡大選日，總理李顯龍說，本屆大選是重大轉捩點。對執政黨而言，若然將往後國會大選的潛在變數亦考慮在內，這判斷可能仍然言之尚早。但對反對黨而言，這斷語卻算中肯。如果說2011年大選，是一場「分水嶺」選舉，那麼從反對黨角度看，「分水嶺」的一大意就在於反對黨的競選能力──不論是候選人質素、人數以及得票率──大增。而今屆大選，確實也是反對黨的重大轉捩點，不同的是，這個轉捩點，是指包括工人黨在內的反對黨輸得相當徹底──執政黨的得票率沒有再創歷史新低，反而增加近10%；工人黨連自己原來的票倉，支持率都在流失。事後，革新黨(ReformParty)的KennethJeyaretnam，很酸溜溜地說了一句：「新加坡人得到他們值得擁有的政府。我不想再聽到任何投訴。」(SingaporeansgettheGovernmenttheydeserve.Idon'twanttohearanymorecomplaints.)

新加坡國會大選將於9月11日舉行，這篇文章會簡明地介紹這次選舉的各個特點，作為選舉觀察的一個導引參考。

鑑古知今，研究香港過去的殖民管治史，對刻下香港的管治困局絕對有啟迪作用。然而，如何撰述歷史，涉及政治和不同身份認同的角力。

作為商業帝國，英帝國管治的目標之一，是以最少的資源做最多的事，這樣才符合經濟效益。因此英國人相當在意維持殖民地原來的狀態，在管治上盡量貼近當地文化，以減低要出動軍警鎮壓的機會與成本，具體操作包括：

港英治理香港，比特區政府優勝嗎？在此刻的香港，這是個政治敏感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