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之外有關英帝國管治者權力觀的文獻，不少都能否證愛國史觀的想像與描繪。維納（Martin J. Wiener）所著的English Culture and the Decline of the Industrial Spirit, 1850-1980 便是一例。這本書在1980年代出版，黃兆輝書寫《港產紳士——治港百年的半山區上文化》之時有受其影響。維納撰寫本書的動機，是為回應當時英國社會之論，思考二戰之後英國經濟疲軟背後的國家文化因素。維納認為，在十九世紀中後期，英國國家文化以保守主義（conservatism）為綱。這種保守主義文化主要源於英國地主貴族，當時英國整體價值觀偏重田園生活，輕科技與工業發展，對「發展」抱懷疑態度，同時重傳統、重精神輕物質、重人文關懷與榮譽。是以英國公學乃至牛津與劍橋大學等英國傳統學府的教育哲學不以利益最大化為本，政治才能、社會科學與人格才是學校教育重點所在。書中提到的一個例子，與英治香港有關——二十世紀初出任香港總督、香港大學成立重要推手盧吉（Frederick Lugard, 1858-1945），年輕時曾歷經掙扎，最終放棄到工廠工作的機會、冒失敗風險投考英屬印度政府職位（Indian Civil Service）。盧吉的抉擇多少能反映當時英國的政經價值觀。
美國波士頓大學社會學家朱利安（Julian Go）於2011年出版的Patterns of Empire: The British and American Empires, 1688 to the Present ，則從比較角度論證英帝國「不像霸權的霸權」的特質。這本書原本的要旨，是借用近世英帝國案例，指出美國縱有自由國家形貌也不足以掩蓋其帝國身影。書中所述說的英帝國管治模式案例，時刻反映洪清田所說的守拙與無爭風格。第一個例子見於英屬印度。曾為英國上議院成員的里彭（Lord Ripon），在1880-1884年出任印度總督（Viceroy of India）。他上任後一改英殖管治作風，積極推動印度自治發展，強調治理印度是為服務印度本土而非英人利益（governing India for herself and not for Englishmen）。
不過對倫敦而言，里彭的立法局選舉倡議過於激進，故此他再提出「地方自治政府」動議（Local Self-Government Resolution）。里彭終被稱為印度地方自治政府之父，其地方自治提案甚至被視為為印度地方治理的「大憲章」（Magna Carta）。另一個例子見於太平洋島嶼斐濟。1875年上任、斐濟第一任總督哥頓（Arthur Hamilton Gordon）的管治首要目標，並非自上而下以歐洲文化標準同化當地，而是維持當地風俗、保留當地社會領袖權力、盡量善用當地既有組織（abstain from seeking hastily to replace native institutions by unreal imitations of European models）。
美國喬治城大學國際與區域研究中心（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and Regional Studies）於2009年出版、透過中東案例探視英帝國擴張源起的論文Britain and the Gulf Shaikhdoms, 1820–1971: The Politics of Protection，亦能指出愛國史觀「炮艦外交」教條想像的侷限。於十九世紀，英帝國其實是受到酋長國政治領袖邀請、成為酋長國保護力量，才能在中東波斯灣建立據點。1970年代英人撤出，其實亦非酋長國統治者所願。
從印度英治案例看愛國史觀之不足
事實上，即連反殖民族主義者經常援引的英屬印度管治案例，都能證明愛國史觀之不足。前文提過的印度政客塔魯爾曾在2017年於香港《南華早報》刊登文章Hong Kong, like India, needs to remember the truth about British Colonialism，論及過去英帝國如何在印度進行經濟剝削、政治壓迫，進而提醒香港讀者不要「美化英殖」。這類愛國史觀角度不足以全面理解英屬印度管治績效，理由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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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在研究英屬印度管治的文獻之中，愛國史觀並沒有被視為主要與唯一研究路徑。例如，2012年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的India and the British Empire 並沒以經濟剝削基調審視英殖時代的印度社會與經濟發展。於同年，印度獨立後首任總理尼赫魯親密戰友、印度政治家米勞馬撒尼（Minoo Masani）兒子兼歷史學家扎利馬撒尼（Zareer Masani）出版的Macaulay: Pioneer of India's Modernization，亦書寫十九世紀初英殖官員麥考利（Thomas Macaulay）如何成為印度現代化進程推力。今天印度政府的英殖記憶也不全然負面。尼赫魯父親曾送兒子到英國哈羅公學與劍橋大學讀書、寄望兒子學成歸來能成為印度英殖政府一員（Indian Civil Service），這段歷史至今仍載於印度政府文化部紀念尼赫魯的網站Nehru Portal。
二、 印度英殖管治的開明形象，曾成越南法殖管治認受性被削弱的因素之一。按研究越南近代史的歷史學家高夏（Christopher Goscha）的研究，於1929年，溫和憲政民族主義者、創立「立憲主義黨」的越南傳媒人裴光照曾受邀到印度加爾各答演說，裴光照在行程中也有與甘地見面。在從印度往越南的返途上，裴光照於筆記之中對英治下創建於1885年的印度國民大會（Indian National Congress）讚譽有加，印度政客塔魯爾所屬的政黨實際上也是承襲自這個英屬印度政治組織。從裴光照角度看，印度國民大會之設立，反映了英殖管治之開明作風，甘地與尼赫魯由此得到能夠連繫乃至動員鄉郊群眾的政治平台。裴光照雖礙於作為法殖政府盟友的特權身份而沒有直接撼動法殖管治模式，但他肯定英屬印度管治、認為法殖管治相較失色的言論，仍然引來法國讀者的抨擊。裴光照對英殖印度管治印象正面的背景是，相較印度英殖政府，法殖政府與包括裴光照在內的越南本土盟友保持更多距離。法殖政府就政改問題寸步不讓，最終令越南共和主義者愈感失望、迫使他們與共產主義者共同走向極端。在轉趨激進的反殖路上，裴光照的溫和路線被排擠，「立憲主義黨」出現黨內路線分歧，裴光照亦因其建制身份而被殺——按美國檔案紀錄，裴光照很可能被受胡志明掌控的左翼組織越南獨立同盟會（Vietminh）暗殺。這是二戰後越南脫離法帝國之路較血腥的一個重要背景。
三、 創立印度國民大會的重要推手之背景，更能道出愛國史觀的狹隘之處。休姆（A.O. Hume）與瑙羅吉（Dadabhai Naoroji）是兩位重要人物。休姆曾為印度英殖官員，且與上文提過的里彭相熟。休姆所以推動成立印度國民大會，既有預防1857年印度嘩變（Indian Mutiny）歷史重演的考量，也有延續里彭政治改革精神之志。瑙羅吉則具有多重身份—他既是數學與哲學教授、英國下議院首位亞洲議員，也是主張印度經濟民族主義（economic nationalism）的重要人物、印度民族主義運動的早期領袖。瑙羅吉的重要著作是Poverty and un-British rule in India ，書名所以寫有「un-British rule」一詞，是因為瑙羅吉認為，英國在印度統治的問題在於「不夠英國」、沒有顯露英國美好一面，故此他所爭取的，是真正「具英國特色」的管治。
儘管相較英殖管治，法殖管治較不重懷柔，但在2013年由劍橋大學出版的著作Imperial Rule and the Politics of Nationalism: Anti-Colonial Protest in the French Empire ，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John Hopkins University）國際關係學者勞倫斯（Adria Lawrence）便清楚指出，只倚重民族主義視角研究法殖管治案例同樣不無盲點。勞倫斯透過醞釀法農（Frantz Omar Fanon）頗具影響力之反殖論述的阿爾及利亞案例指出，本土獨立運動成熟之前，反殖者其實沒有完全抗拒法國人管治，他們抗拒的，僅限於法國人在阿爾及利亞的殖民管治模式。反殖者期盼，阿爾及利亞能保留自身文化、被平等視為「法國人」，換言之，他們思考的，是如何重構「法國」的溫和改革問題，而非驅逐本土法國政治力量、彰顯民族主義之法。最終反殖者所求沒有得到重視，阿爾及利亞獨立才變成歷史。勞倫斯研究很重要的一個延伸意義，是國家與帝國兩者的建構過程之間的界線其實不如想像般清晰，下一部分將會詳論這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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