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印度英殖管治的開明形象,曾成越南法殖管治認受性被削弱的因素之一。按研究越南近代史的歷史學家高夏(Christopher Goscha)的研究,於1929年,溫和憲政民族主義者、創立「立憲主義黨」的越南傳媒人裴光照曾受邀到印度加爾各答演說,裴光照在行程中也有與甘地見面。在從印度往越南的返途上,裴光照於筆記之中對英治下創建於1885年的印度國民大會(Indian National Congress)讚譽有加,印度政客塔魯爾所屬的政黨實際上也是承襲自這個英屬印度政治組織。從裴光照角度看,印度國民大會之設立,反映了英殖管治之開明作風,甘地與尼赫魯由此得到能夠連繫乃至動員鄉郊群眾的政治平台。裴光照雖礙於作為法殖政府盟友的特權身份而沒有直接撼動法殖管治模式,但他肯定英屬印度管治、認為法殖管治相較失色的言論,仍然引來法國讀者的抨擊。裴光照對英殖印度管治印象正面的背景是,相較印度英殖政府,法殖政府與包括裴光照在內的越南本土盟友保持更多距離。法殖政府就政改問題寸步不讓,最終令越南共和主義者愈感失望、迫使他們與共產主義者共同走向極端。在轉趨激進的反殖路上,裴光照的溫和路線被排擠,「立憲主義黨」出現黨內路線分歧,裴光照亦因其建制身份而被殺——按美國檔案紀錄,裴光照很可能被受胡志明掌控的左翼組織越南獨立同盟會(Vietminh)暗殺。這是二戰後越南脫離法帝國之路較血腥的一個重要背景。
三、 創立印度國民大會的重要推手之背景,更能道出愛國史觀的狹隘之處。休姆(A.O. Hume)與瑙羅吉(Dadabhai Naoroji)是兩位重要人物。休姆曾為印度英殖官員,且與上文提過的里彭相熟。休姆所以推動成立印度國民大會,既有預防1857年印度嘩變(Indian Mutiny)歷史重演的考量,也有延續里彭政治改革精神之志。瑙羅吉則具有多重身份—他既是數學與哲學教授、英國下議院首位亞洲議員,也是主張印度經濟民族主義(economic nationalism)的重要人物、印度民族主義運動的早期領袖。瑙羅吉的重要著作是Poverty and un-British rule in India ,書名所以寫有「un-British rule」一詞,是因為瑙羅吉認為,英國在印度統治的問題在於「不夠英國」、沒有顯露英國美好一面,故此他所爭取的,是真正「具英國特色」的管治。
儘管相較英殖管治,法殖管治較不重懷柔,但在2013年由劍橋大學出版的著作Imperial Rule and the Politics of Nationalism: Anti-Colonial Protest in the French Empire ,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John Hopkins University)國際關係學者勞倫斯(Adria Lawrence)便清楚指出,只倚重民族主義視角研究法殖管治案例同樣不無盲點。勞倫斯透過醞釀法農(Frantz Omar Fanon)頗具影響力之反殖論述的阿爾及利亞案例指出,本土獨立運動成熟之前,反殖者其實沒有完全抗拒法國人管治,他們抗拒的,僅限於法國人在阿爾及利亞的殖民管治模式。反殖者期盼,阿爾及利亞能保留自身文化、被平等視為「法國人」,換言之,他們思考的,是如何重構「法國」的溫和改革問題,而非驅逐本土法國政治力量、彰顯民族主義之法。最終反殖者所求沒有得到重視,阿爾及利亞獨立才變成歷史。勞倫斯研究很重要的一個延伸意義,是國家與帝國兩者的建構過程之間的界線其實不如想像般清晰,下一部分將會詳論這一點。
*作者曾負笈新加坡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在新加坡從事研究工作。本文選自作者著作《港英時代:英國殖民管治術》(天窗出版)最新終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