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66年起，每年新加坡總理都會在8月國慶期間發表政治演說，述說國家未來發展要點，這已成為新加坡的政治傳統。在1990年退任新加坡總理之位前，李光耀歷年的演說都有幾個共通點：第一，提及各種經濟發展策略，包括如何吸引外國人才、重整國家經濟結構、提高國家生產力、參考其他國家例子增加國家優勢（例如1982年提到，工業學習日本，國防學習瑞士）、管理新加坡工資水平、新加坡值得發展的行業（如造船業）等，這都旨在提升新加坡在世界中的位置與價值；第二，不斷提醒國民世界沒有免費午餐，不能鬆懈與任意冒險、要律己、奮鬥與具適應力、降低生活期望，否則新加坡難以生存；分析國際形勢對新加坡的意義，例如1990年演說，用上大篇幅分析波斯灣危機對世界局勢與新加坡的意義；第三，解釋為何政府需要有發展主導角色，例如 1974年與1985年的演說分別解釋，為何政府提高公積金繳交率，原因是如果新加坡人自願儲蓄、而不是透過公積金制度被強制儲蓄，他們就會如香港工人一 樣，「手頭上有很多現款可花，這造成長期的消費。他們租賃狹小房子，要給房東繳付高昂的租金。他們拼命購買大量衣物、鞋子、家具、電視機……他們沒有重要的或永久性的資產可以展示」。公積金既方便新加坡人成為屋主， 政府亦可利用公積金投資，增加國家財富，減輕外圍經濟波動帶來的影響。
李光耀亦不時提及香港，以對照新加坡的發展狀況。例如早在1967年，李光耀便提到「香港的人口密度雖然比我們多……可是生活水準比我們低了一半」；1988年李光耀解釋政府語言政策時，指新加坡的危險，在於「有太多以西方的英文為第一語言的東西……但若是個偽西方社會，那就如同一個假貨，那就是一場災難了」。香港卻沒有這方面問題，原因是「在香港，英國的西方影響只在表面。香港上層人士懂英文說英語，但是香港仍是一個說中文與說廣東話的中國價值觀的社會……他們不必擔心被西方文化淹沒，也不必擔心原本的文化會被取代。」
這些演說，反映李光耀信奉的是實用主義；1965年，在宣布星馬分家、新加坡獨立的記者會中，李光耀如此解說實用主義：「『那麼，不管新加坡政府是社會主義政府或其他，是非共或反共政府，它必須與魔鬼貿易為其人民謀生計以求生存』。為了生存，甚而與魔鬼貿易也在所不計。這就是現實，這是我的見解」。
國家與社會互動下的政權認受性
好些學者（如Steven Levitsky、 Lucan A. Way、William Case）認為， 新加坡是有選舉缺民主（elections without democracy）的選舉威權政體 （electoral authoritarianism）。雖然政府經選舉產生，但社會各種自由（例如 集會與言論）仍然受限。執政黨強大的意識形態與選舉操控能力，使選民角色被動，選舉難以出現政黨輪替、實現民主化。新馬被視為這類政體的範例，兩國執政黨已長期獨大數十年。 （相關報導： 陳維鈞觀點：茲卡病毒會對台灣造成威脅嗎？ ｜ 更多文章 ）
芝加哥大學政治學者史萊特（Dan Slater）在其近作分析，威權政體能否延續，關鍵在於社會上不同精英是否有著共同恐懼、憂懼社會穩定不能維持、因而願意賦予國家更多權力主持大局。這種社會恐懼心理，正是過去新加坡威權政治的核心支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