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窗出版  

以往甚少人比較香港境內兩類觀點與分析方法相對立的英治記憶書寫。第一類書寫相對接近於愛國史觀，偏向以零和遊戲角度評斷英治，分析焦點較內向、較不重案例比較實證研究。這類書寫傾向認為，百年香港英治幾無可取之處。另一類書寫則相對「政治不正確」，對香港英治績效較予以肯定、教條式敵我思維較淡薄，分析方法較著重上文所述的全球史視野與實用主義精神。

不應遺忘香港英治歷史的原因，是今天的香港彌漫「香港已死」、「輝煌不再」、「失家」等負面情緒，比較1997年7月1日香港主權移交前後香港管治模式有何變化、有何影響，已成極具現實意義之事。要認真比較香港中英治模式的成敗得失，首要一步，是不以充滿民族主義情意結的愛國史觀閱讀英治，需從實用主義與全球史角度更全面地閱讀香港英治經驗。

自1966年起，每年新加坡總理都會在8月國慶期間發表政治演說，述說國家未來發展要點，這已成為新加坡的政治傳統。在1990年退任新加坡總理之位前，李光耀歷年的演說都有幾個共通點：第一，提及各種經濟發展策略，包括如何吸引外國人才、重整國家經濟結構、提高國家生產力、參考其他國家例子增加國家優勢（例如1982年提到，工業學習日本，國防學習瑞士）、管理新加坡工資水平、新加坡值得發展的行業（如造船業）等，這都旨在提升新加坡在世界中的位置與價值；第二，不斷提醒國民世界沒有免費午餐，不能鬆懈與任意冒險、要律己、奮鬥與具適應力、降低生活期望，否則新加坡難以生存；分析國際形勢對新加坡的意義，例如1990年演說，用上大篇幅分析波斯灣危機對世界局勢與新加坡的意義；第三，解釋為何政府需要有發展主導角色，例如1974年與1985年的演說分別解釋，為何政府提高公積金繳交率，原因是如果新加坡人自願儲蓄、而不是透過公積金制度被強制儲蓄，他們就會如香港工人一樣，「手頭上有很多現款可花，這造成長期的消費。他們租賃狹小房子，要給房東繳付高昂的租金。他們拼命購買大量衣物、鞋子、家具、電視機……他們沒有重要的或永久性的資產可以展示」。公積金既方便新加坡人成為屋主，政府亦可利用公積金投資，增加國家財富，減輕外圍經濟波動帶來的影響。

我和2名友人前往朝鮮，還有15名不認識的團友共18人，但卻有5名職員，分別是中方領隊、朝鮮司機、朝方導遊2人，還有一名朝鮮攝影師。我們起初以為攝影師只是一般職員，第2天早晨上車的時候，見他舉機拍攝團員一舉一動，眾人不知就裡，總是有點不自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