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政府於2019年展開一連串活動,以紀念英國人萊佛士將新加坡開埠成為英帝國港口城市二百周年。總理李顯龍分別在2018與2019年年初發表演說,向公眾解釋官方紀念英治的理念。從愛國史觀角度看,李顯龍所述的紀念因由,顯然是在「美化殖民」、「戀殖」、極其「政治不正確」。於2018年年初,李顯龍在題為 A Strong Foundation for the Future 的2018年新年賀辭說,紀念新加坡開埠二百周年,是為提醒國民國家成就的基礎何在。李顯龍認為,若然1819年萊佛士沒有在新加坡登陸,往後新加坡便也許無法在東南亞發出璀璨光芒。李顯龍甚至說,英治是新加坡城邦國家共同體構建的重要起點。到了2019年,李顯龍再於演說解釋紀念活動對國家的意義。他直接明了地說:「沒有1819年,便不會有1965年,2015年的五十周年國慶便將無從談起。1819年為我們的國家歷史締造了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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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政府高調紀念英治,背後當然不無政治考量。從內政角度看,新一屆大選將臨,新加坡執政黨可透過紀念英治軟性推銷政績。於2019年出版的200Years of Singapore and the United Kingdom梳理英治遺產的一大內容重點,便是指出有利新加坡發展的善政固然始於英治,但執政黨政府將善政發揚光大、盡善盡美的角色更為重要。對新加坡而言,保存英治記憶還有外交意義。早在1960年代,新加坡經濟顧問魏森梅斯(Dr. Albert Winsemius)便曾建議,保留萊佛士人像、擁抱英殖遺產,是為方便新加坡這個新興小國吸引全球資金、人才與技術,以便國家快速發展。200 Years of Singapore and the United Kingdom 的兩位編者事實上是新加坡與英國的外交官員。新加坡外交官許通美(Tommy Koh)在書序說,他的編纂目標介乎於美國哈佛大學歷史學家弗格森(Niall Ferguson)與印度政客塔魯爾(Shashi Tharoor)二人觀點之間。弗格森著有 Empire: The Rise and Demise of the British World,對英帝國之於世界文明的貢獻讚譽有加;塔魯爾則著有Inglorious Empire: What the British Did to India 。塔魯爾認為,英帝國管治對印度經濟、文化、心理發展有害無益(下文將會更詳細討論塔魯爾的史觀)。200 years of Singapore and the United Kingdom 書內的英治記憶,可從以下四點與香港情況作比照:
三、 關於英殖前後的新加坡公務員體制:今天新加坡政府之中的公共服務委員會(Public Service Commission)成立於英治時代的1951年,其成立目的,是制訂公務員聘用、升遷與行事準則,令官僚體系穩定運作、免受政治浪潮影響。至今,公共服務委員會已成新加坡政府管理人事的重要機關。此外,在1954年,新加坡英殖政府開創先河、比其他域內英國殖民地乃至英國本土更早成立公務員培訓學校(Staff Training School),五年後公務員培訓學校為新加坡建國鋪路而設立政治研習中心(Political Study Center),這都是今天新加坡公共服務學院(Singapore Civil Service College)的成立背景。香港特區林鄭月娥政府認為,香港需要設立港版新加坡公共服務學院。若要認真學習新加坡經驗,上述新加坡公共服務學院的發展脈絡便不應被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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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關於新加坡建國的推力:200 Years of Singapore and the United Kingdom 不曾提到的一點,是二戰後新加坡總督管治手腕乃至思維如何成為新加坡建國的推力。從1958至1964年出任香港總督的柏立基(Robert Black)到港履新之前,曾為新加坡總督。1999年柏立基離世時,《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的訃告末段提到,他很可能是後來成為新加坡國父的李光耀之伯樂。更有意思的是,於1987年由香港旅英學者曾銳生紀錄的柏立基口述歷史之中,柏立基憶述,他曾以「城邦論」構想新加坡的未來建國路。他說:「我曾想,採用城邦國家模式是新加坡獨立的最佳路徑。以我對古典學的理解,希臘城邦堪作城邦國家模式的參照示範。新加坡其後確以此模式建國獨立。(......there was a turn in my mind, that the best way for Singapore to get independence was to call it a City State. From my classical background, I liken it to the Greek city state......And eventually, that was what happened.)」
於2018年,即連英國親左翼報章《衞報》(The Guardian)都曾刊登文章Colonialism can work - just look at Singapore,頌揚新加坡以實用主義精神傳承英殖遺產的管治模式。雖然新加坡民間社會對官方英治記憶不無論爭,但新加報網媒Mothership.SG的報導文章Why are people arguing over how we should remember Singapore's colonial past? 的結論認為,官方英治記憶方式仍然合理,理據之一,是英治孕育了新加坡的建國領袖。例如,李光耀乃至《新加坡共和國宣言》(Proclamation of Singapore)起草人白加(E.W. Barker)等建國精英都是名校萊佛士書院(Raffles Institution)舊生。萊佛士書院於1823年由英人萊佛士創辦,是新加坡歷史最悠久的學校,其政經影響,可與香港皇仁書院作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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