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實用主義思維看新加坡的殖民管治:《港英時代》選摘(1)

2020-06-13 0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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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國後的新加坡,從實用主義角度出發,承傳英殖管治的思維發展。(示意圖/12019@pixabay)

建國後的新加坡,從實用主義角度出發,承傳英殖管治的思維發展。(示意圖/12019@pixabay)

不應遺忘香港英治歷史的原因,是今天的香港彌漫「香港已死」、「輝煌不再」、「失家」等負面情緒,比較1997年7月1日香港主權移交前後香港管治模式有何變化、有何影響,已成極具現實意義之事。要認真比較香港中英治模式的成敗得失,首要一步,是不以充滿民族主義情意結的愛國史觀閱讀英治,需從實用主義與全球史角度更全面地閱讀香港英治經驗。

建國後的新加坡、二二八前夕的台灣,都是兩個從實用主義角度出發、以承傳殖民管治遺產思維理解地方發展的兩個案例。在新加坡,英殖管治被官方視為國家繁榮發展的基石。於台灣,日殖管治被理解成台灣面向世界的背後助力,二戰後中國來台國民政府推動的「中國化」同化運動繼而被視為背向世界、只偏隅一國的狹隘轉向,催生台灣本土意識的「二二八事件」便是在此背景下爆發。可以說,新加坡與台灣的案例顯示了知識生產與現實政治的關係,對梳理香港英治經驗頗有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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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政府於2019年展開一連串活動,以紀念英國人萊佛士將新加坡開埠成為英帝國港口城市二百周年。總理李顯龍分別在2018與2019年年初發表演說,向公眾解釋官方紀念英治的理念。從愛國史觀角度看,李顯龍所述的紀念因由,顯然是在「美化殖民」、「戀殖」、極其「政治不正確」。於2018年年初,李顯龍在題為 A Strong Foundation for the Future 的2018年新年賀辭說,紀念新加坡開埠二百周年,是為提醒國民國家成就的基礎何在。李顯龍認為,若然1819年萊佛士沒有在新加坡登陸,往後新加坡便也許無法在東南亞發出璀璨光芒。李顯龍甚至說,英治是新加坡城邦國家共同體構建的重要起點。到了2019年,李顯龍再於演說解釋紀念活動對國家的意義。他直接明了地說:「沒有1819年,便不會有1965年,2015年的五十周年國慶便將無從談起。1819年為我們的國家歷史締造了可能。」

新加坡總理李顯龍。(美聯社)
新加坡總理李顯龍。(資料照,美聯社)

新加坡政府高調紀念英治,背後當然不無政治考量。從內政角度看,新一屆大選將臨,新加坡執政黨可透過紀念英治軟性推銷政績。於2019年出版的200Years of Singapore and the United Kingdom梳理英治遺產的一大內容重點,便是指出有利新加坡發展的善政固然始於英治,但執政黨政府將善政發揚光大、盡善盡美的角色更為重要。對新加坡而言,保存英治記憶還有外交意義。早在1960年代,新加坡經濟顧問魏森梅斯(Dr. Albert Winsemius)便曾建議,保留萊佛士人像、擁抱英殖遺產,是為方便新加坡這個新興小國吸引全球資金、人才與技術,以便國家快速發展。200 Years of Singapore and the United Kingdom 的兩位編者事實上是新加坡與英國的外交官員。新加坡外交官許通美(Tommy Koh)在書序說,他的編纂目標介乎於美國哈佛大學歷史學家弗格森(Niall Ferguson)與印度政客塔魯爾(Shashi Tharoor)二人觀點之間。弗格森著有 Empire: The Rise and Demise of the British World,對英帝國之於世界文明的貢獻讚譽有加;塔魯爾則著有Inglorious Empire: What the British Did to India 。塔魯爾認為,英帝國管治對印度經濟、文化、心理發展有害無益(下文將會更詳細討論塔魯爾的史觀)。200 years of Singapore and the United Kingdom 書內的英治記憶,可從以下四點與香港情況作比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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