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應遺忘香港英治歷史的原因，是今天的香港彌漫「香港已死」、「輝煌不再」、「失家」等負面情緒，比較1997年7月1日香港主權移交前後香港管治模式有何變化、有何影響，已成極具現實意義之事。要認真比較香港中英治模式的成敗得失，首要一步，是不以充滿民族主義情意結的愛國史觀閱讀英治，需從實用主義與全球史角度更全面地閱讀香港英治經驗。
建國後的新加坡、二二八前夕的台灣，都是兩個從實用主義角度出發、以承傳殖民管治遺產思維理解地方發展的兩個案例。在新加坡，英殖管治被官方視為國家繁榮發展的基石。於台灣，日殖管治被理解成台灣面向世界的背後助力，二戰後中國來台國民政府推動的「中國化」同化運動繼而被視為背向世界、只偏隅一國的狹隘轉向，催生台灣本土意識的「二二八事件」便是在此背景下爆發。可以說，新加坡與台灣的案例顯示了知識生產與現實政治的關係，對梳理香港英治經驗頗有啟示。
新加坡政府於2019年展開一連串活動，以紀念英國人萊佛士將新加坡開埠成為英帝國港口城市二百周年。總理李顯龍分別在2018與2019年年初發表演說，向公眾解釋官方紀念英治的理念。從愛國史觀角度看，李顯龍所述的紀念因由，顯然是在「美化殖民」、「戀殖」、極其「政治不正確」。於2018年年初，李顯龍在題為 A Strong Foundation for the Future 的2018年新年賀辭說，紀念新加坡開埠二百周年，是為提醒國民國家成就的基礎何在。李顯龍認為，若然1819年萊佛士沒有在新加坡登陸，往後新加坡便也許無法在東南亞發出璀璨光芒。李顯龍甚至說，英治是新加坡城邦國家共同體構建的重要起點。到了2019年，李顯龍再於演說解釋紀念活動對國家的意義。他直接明了地說：「沒有1819年，便不會有1965年，2015年的五十周年國慶便將無從談起。1819年為我們的國家歷史締造了可能。」
新加坡政府高調紀念英治，背後當然不無政治考量。從內政角度看，新一屆大選將臨，新加坡執政黨可透過紀念英治軟性推銷政績。於2019年出版的200Years of Singapore and the United Kingdom梳理英治遺產的一大內容重點，便是指出有利新加坡發展的善政固然始於英治，但執政黨政府將善政發揚光大、盡善盡美的角色更為重要。對新加坡而言，保存英治記憶還有外交意義。早在1960年代，新加坡經濟顧問魏森梅斯（Dr. Albert Winsemius）便曾建議，保留萊佛士人像、擁抱英殖遺產，是為方便新加坡這個新興小國吸引全球資金、人才與技術，以便國家快速發展。200 Years of Singapore and the United Kingdom 的兩位編者事實上是新加坡與英國的外交官員。新加坡外交官許通美（Tommy Koh）在書序說，他的編纂目標介乎於美國哈佛大學歷史學家弗格森（Niall Ferguson）與印度政客塔魯爾（Shashi Tharoor）二人觀點之間。弗格森著有 Empire: The Rise and Demise of the British World，對英帝國之於世界文明的貢獻讚譽有加；塔魯爾則著有Inglorious Empire: What the British Did to India 。塔魯爾認為，英帝國管治對印度經濟、文化、心理發展有害無益（下文將會更詳細討論塔魯爾的史觀）。200 years of Singapore and the United Kingdom 書內的英治記憶，可從以下四點與香港情況作比照：
一、 關於英殖前後的新加坡廉政發展：早在1871年，新加坡的英殖官員便已開始嘗試打擊貪污問題。不過直到1937年，新加坡才通過首條反貪法《防止賄賂條例》以防止公私營機構出現貪污行為。在1952年，新加坡英殖政府決定將警廉分家，成立「貪污調查局」（Corrupt Practices Investigation Bureau, CPIB）。礙於《防止賄賂條例》未及完善、執法依賴前警員，貪污調查局的工作成效未如理想，直到1959年人民行動黨開始執政、推行改革後，情況始有改善。1970年代港督麥里浩主政時推動香港警廉分家，一直被視為香港成功故事的重要一章。新加坡相較香港先行的廉政發展，多少能解釋何以香港英殖官員不時參考新加坡廉政發展經驗、何以兩地廉政發展模式相近（見本書第七章）。
二、 關於英殖前後的新加坡房屋政策：今天港人經常提起的新加坡組屋之源起與發展，與英治時代的「新加坡改良信託局」（Singapore Improvement Trust, SIT）關係密切。新加坡改良信託局成立於1927年，成立目的是為改善當時新加坡的稠密人口與衛生問題。在1936年，新加坡改良信託局制訂了十年建屋計劃，位於中峇魯（Tiong Bahru）的公共房屋是計劃最早期項目之一。新加坡獨立建國後，人民行動黨政府一直沿用英殖政府房屋政策並擴大其規模。到了2003年，新加坡政府將中峇魯組屋列為受保護建築群，至今居住環境理想、設計具藝術風的中峇魯組屋已變成時尚住宅區。
三、 關於英殖前後的新加坡公務員體制：今天新加坡政府之中的公共服務委員會（Public Service Commission）成立於英治時代的1951年，其成立目的，是制訂公務員聘用、升遷與行事準則，令官僚體系穩定運作、免受政治浪潮影響。至今，公共服務委員會已成新加坡政府管理人事的重要機關。此外，在1954年，新加坡英殖政府開創先河、比其他域內英國殖民地乃至英國本土更早成立公務員培訓學校（Staff Training School），五年後公務員培訓學校為新加坡建國鋪路而設立政治研習中心（Political Study Center），這都是今天新加坡公共服務學院（Singapore Civil Service College）的成立背景。香港特區林鄭月娥政府認為，香港需要設立港版新加坡公共服務學院。若要認真學習新加坡經驗，上述新加坡公共服務學院的發展脈絡便不應被忽略。
四、 關於新加坡建國的推力：200 Years of Singapore and the United Kingdom 不曾提到的一點，是二戰後新加坡總督管治手腕乃至思維如何成為新加坡建國的推力。從1958至1964年出任香港總督的柏立基（Robert Black）到港履新之前，曾為新加坡總督。1999年柏立基離世時，《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的訃告末段提到，他很可能是後來成為新加坡國父的李光耀之伯樂。更有意思的是，於1987年由香港旅英學者曾銳生紀錄的柏立基口述歷史之中，柏立基憶述，他曾以「城邦論」構想新加坡的未來建國路。他說：「我曾想，採用城邦國家模式是新加坡獨立的最佳路徑。以我對古典學的理解，希臘城邦堪作城邦國家模式的參照示範。新加坡其後確以此模式建國獨立。（......there was a turn in my mind, that the best way for Singapore to get independence was to call it a City State. From my classical background, I liken it to the Greek city state......And eventually, that was what happened.）」
頗為正面的新加坡英治記憶當然並非始於2019年。例如，在2015年國慶五十周年開幕的新加坡國家美術館（National Gallery Singapore），本身便具英殖氣息——國家美術館的建築前身，是作為英殖管治心臟地帶的政府大廈（City Hall）和最高法院（Supreme Court）。
1980年代香港前途談判成定局之後，新加坡資深傳媒人陳加昌在新加坡《聯合早報》發表的系列文章〈世紀末的香港與新加坡未來利益〉所呈現的英治印象，甚至能在今天香港引發極多共鳴。當時陳加昌認為，1997年後的香港就算不是1949年後的上海，也難復昔日燦爛。英人撤出後，香港的世界連繫與國際影響力將不及以往，而新加坡會比香港更能親西方、更能保有國際網絡，新加坡的優勢會為此有增無減。故此陳加昌相信，1997年香港主權移交將成香港大限，反中共港人將不願意為港效力。新加坡的當務之急，就是善用香港走下坡的機會取代香港位置。
於2018年，即連英國親左翼報章《衞報》（The Guardian）都曾刊登文章Colonialism can work - just look at Singapore，頌揚新加坡以實用主義精神傳承英殖遺產的管治模式。雖然新加坡民間社會對官方英治記憶不無論爭，但新加報網媒Mothership.SG的報導文章Why are people arguing over how we should remember Singapore's colonial past? 的結論認為，官方英治記憶方式仍然合理，理據之一，是英治孕育了新加坡的建國領袖。例如，李光耀乃至《新加坡共和國宣言》（Proclamation of Singapore）起草人白加（E.W. Barker）等建國精英都是名校萊佛士書院（Raffles Institution）舊生。萊佛士書院於1823年由英人萊佛士創辦，是新加坡歷史最悠久的學校，其政經影響，可與香港皇仁書院作比較。
＊作者曾負笈新加坡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在新加坡從事研究工作。本文選自作者著作《港英時代：英國殖民管治術》（天窗出版）最新終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