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關於新加坡建國的推力：200 Years of Singapore and the United Kingdom 不曾提到的一點，是二戰後新加坡總督管治手腕乃至思維如何成為新加坡建國的推力。從1958至1964年出任香港總督的柏立基（Robert Black）到港履新之前，曾為新加坡總督。1999年柏立基離世時，《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的訃告末段提到，他很可能是後來成為新加坡國父的李光耀之伯樂。更有意思的是，於1987年由香港旅英學者曾銳生紀錄的柏立基口述歷史之中，柏立基憶述，他曾以「城邦論」構想新加坡的未來建國路。他說：「我曾想，採用城邦國家模式是新加坡獨立的最佳路徑。以我對古典學的理解，希臘城邦堪作城邦國家模式的參照示範。新加坡其後確以此模式建國獨立。（......there was a turn in my mind, that the best way for Singapore to get independence was to call it a City State. From my classical background, I liken it to the Greek city state......And eventually, that was what happened.）」
頗為正面的新加坡英治記憶當然並非始於2019年。例如，在2015年國慶五十周年開幕的新加坡國家美術館（National Gallery Singapore），本身便具英殖氣息——國家美術館的建築前身，是作為英殖管治心臟地帶的政府大廈（City Hall）和最高法院（Supreme Court）。
1980年代香港前途談判成定局之後，新加坡資深傳媒人陳加昌在新加坡《聯合早報》發表的系列文章〈世紀末的香港與新加坡未來利益〉所呈現的英治印象，甚至能在今天香港引發極多共鳴。當時陳加昌認為，1997年後的香港就算不是1949年後的上海，也難復昔日燦爛。英人撤出後，香港的世界連繫與國際影響力將不及以往，而新加坡會比香港更能親西方、更能保有國際網絡，新加坡的優勢會為此有增無減。故此陳加昌相信，1997年香港主權移交將成香港大限，反中共港人將不願意為港效力。新加坡的當務之急，就是善用香港走下坡的機會取代香港位置。
於2018年，即連英國親左翼報章《衞報》（The Guardian）都曾刊登文章Colonialism can work - just look at Singapore，頌揚新加坡以實用主義精神傳承英殖遺產的管治模式。雖然新加坡民間社會對官方英治記憶不無論爭，但新加報網媒Mothership.SG的報導文章Why are people arguing over how we should remember Singapore's colonial past? 的結論認為，官方英治記憶方式仍然合理，理據之一，是英治孕育了新加坡的建國領袖。例如，李光耀乃至《新加坡共和國宣言》（Proclamation of Singapore）起草人白加（E.W. Barker）等建國精英都是名校萊佛士書院（Raffles Institution）舊生。萊佛士書院於1823年由英人萊佛士創辦，是新加坡歷史最悠久的學校，其政經影響，可與香港皇仁書院作比較。
＊作者曾負笈新加坡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在新加坡從事研究工作。本文選自作者著作《港英時代：英國殖民管治術》（天窗出版）最新終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