鄺健銘專文：香港歷史研究補遺—美國與香港關係的前世今生

有關香港歷史的論述，多以中英兩國為中心。這是自然之事，畢竟香港曾為英國殖民地，歷時百多年，至一九九七年，香港主權從英國移交至中國。至於（特別是在二戰後）美國對香港發展有何影響，美國與香港有何關係，其所得的關注則相對較少。

美國與港英時代的非正式解殖

談論美國角色之時，論者多會聚焦於冷戰時期美國對香港的文化影響，被提及的案例包括《兒童樂園》與張愛玲。前者創於一九五三年，由友聯出版，其主編為畢業於廣州市立美術專科學校的插畫家羅冠樵，是友聯出版年期最長的刊物。後者在一九五〇年代居於香港，期間著有《秧歌》和《赤地之戀》兩部作品。兩者的共通點，是其文化生產背後皆得到美國資助，多少可被歸類為冷戰時期抗共的「美元文化」。《兒童樂園》與友聯另一旗下刊物《中國學生周報》對香港世代不無影響。《秧歌》和《赤地之戀》兩部作品則曾被納入美國新聞處的譯書計畫之中。關於《赤地之戀》，更有作者按外來既定大綱書寫之說。張愛玲據說曾對友人言：「《赤地之戀》是在『授權』（commissioned）的情形下寫成的，所以非常不滿意，因為故事大綱已經固定了，還有什麼地方可供作者發揮的呢。」按照這種討論，美國對港影響，多只集中於文化範疇，與香港社會乃至政經發展之關連似乎相對淡薄。事實上，在一九六〇年代，受中國文化大革命影響，香港發生六七暴動之時，美國為何與如何與香港保持距離、持觀望態度，是學術研究課題之一。

《香港製造：跨太平洋網絡與全球化新史》（Made In Hong Kong: Transpacific Networks and a New History of Globalization）以截然不同的角度梳理美國與香港關係。按照本書觀點，在二戰之後，港美關係較一般想像密切。本書不時提到英治與冷戰時期的香港「非正式解殖」（informal decolonization），本質上可以說是美國化。

「跨商」作為連結美國與香港的媒介

港美關係密切，原因是兩者能從彼此身上各取所需。在二戰之後，美國著力建立以其為中心的全球資本主義體系，若然香港在以美國為腹地的前提下經濟躍升、以美國知識與模式營商，這會有助幅射美國資本主義體系在亞太地區間的國際影響力。從香港角度看，二戰後香港社會仍未富裕，若然得到美方資源，推動香港社會發展，香港「從第三世界躍升成為第一世界」便會變得可能。 （相關報導： 劉性仁觀點：港府基本法23條立法評議 ｜ 更多文章 ）

結連此一港美關係的重要中介，是「跨商」，他們是本書的主角。作者如此定義「跨商」：「我會特別聚焦於流動、務實、適應力強的香港精英世代，並將之稱為『跨商』（straddling merchants）。第一代跨商，主要是華人銀行家、工業家、行政人員、學者、國民黨技術官僚，他們都在一九四六至一九五二年間從中國大陸逃到香港，除他們之外，還有高達七十萬人到港。這些精英移民在逃難之時，失去了物質資產，但有別於一般說法，這不代表他們失去了一切。他們憑其家族網絡、學識、事業，擁有得天獨厚的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進而能夠參與美國主導的新資本主義體系，並同時獲得第一手情報。

為了能夠成功移居至香港，他們以新策略行事。他們利用雙元文化網絡與技能，建立新事業與業務，專注經營跨太平洋的網絡流動，從一九五〇年代起推動以美國市場為主的出口導向發展。這些跨商之跨太平洋策略不但能夠累積財富，且也能催生新的經濟權力關係與特權。這有別於世界其他後殖民地方，在那些地方，權力關係往往與國族國家環環相扣。這些跨商送自己的兒女到美國留學，入讀美國之大學，使之能夠繼承其無形資產，且也資助其他香港居民留學於美國，使之能夠協力於美國冷戰項目，乃至以美國方式重塑香港教育模式。這些活動令香港的跨太平洋之教育與商業網絡流動急速增長，香港這個英屬殖民地因而能夠扮演重要角色，令中國得以在一九七一年中美貿易關係恢復之後，重新融入全球資本主義體系。」

「跨商」、美國與香港社會發展

簡而言之，跨商是英治時期香港社會美國化背後的重要推手。他們利用美國人脈，引進美國資金與知識，協助興辦學校、建設大型屋苑乃至發電廠、支撐香港工業發展，甚至在冷戰時期以香港為中心，串連中美關係，為共產中國爭取美國最惠國待遇，方便其融入美國全球資本主義體系。在此過程中，美國角色透過跨商之仲介，與港英政府協力，推動香港社會發展，猶如第二管治梯隊。跨商之源起，可追溯至十九世紀的中國長江流域。當地的傳教士學校，以及其時中國的洋務運動，令美式教育逐漸成為中國新一代精英搖籃，與美國之間的連結，亦為這些精英造就事業發展機會。一九四九年中共建政之後，不少中國精英南移至英治香港，展開新生活。他們善用美國人脈與資源重整事業，其事蹟繼而成為本書所述的跨商故事基礎。

本書所提的其中四個案例，包括：一，港島沙灣甘迺迪中心與官塘世界復康基金會日間中心；二，香港中文大學之成立與發展；三，美孚新邨之源由；四，滙豐銀行首位華人董事總經理沈熙瑞。這四個案例都頗能反映美國角色如何透過「跨商」，與港英政府協力，參與香港發展，甚至將香港經驗輸出國際。

港島沙灣甘迺迪中心與官塘世界復康基金會日間中心同樣得到美國國務院補助，金額達一百二十萬美元。甘迺迪中心之成立，是為紀念甘迺迪這位遇刺的美國總統，這所中心為特殊兒童提供教育。世界復康基金會日間中心則為三百四十位殘障成年人提供職業治療與訓練。這些社區建設成立的目標有二：一，孕育「香港公民」意識，令香港民眾自力更生；二，培訓香港潛在工業勞動力，為香港工業發展奠下基礎。同類社區項目，多由美國傳教士以及華人基督徒精英參與營辦。他們在中共建政之後，從中國大陸移居至香港。事實上，世界復康基金會本地主管萊斯（Halleck Rose）是美國退休外交官。對港英政府官員乃至華人而言，這些社區建設有助穩定香港社會，他們樂觀其成。 （相關報導： 劉性仁觀點：港府基本法23條立法評議 ｜ 更多文章 ）

香港中文大學首任校長為經濟學家李卓敏。到港履新之前，他就讀於美國在華傳教士學校，後到美國留學，曾為民國官員，於行政院善後救濟總署總部工作，管理美國對華援助資源。及後他到美國西岸大學任教，其研究方向亦按美國冷戰需要而改變——李卓敏不再研究國際貿易，改為分析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發展。在其任內，不少學校發展資金來自美國，中文大學（中大）亦漸以跨太平洋大學作為定位。其大學圖書館管理以美國而非英國模式為標準，中大的校外評審人選及教員主要來自美國而非英國，學術榮譽制度亦與美國接軌，學校「國際化」政策以美國為重心，中大亦設立東亞乃至東南亞首個工商管理碩士課程，而這類課程概念源於美國。

在一九六〇年代項目發展之時，美孚新邨是世界最大型私人屋苑，其資金來自美國巨企美孚石油，對當時香港而言，這是史無前例的投資計畫。美孚新邨源於港英政府的葵涌高速公路計畫，計畫觸及美孚的貯存庫用地，為作補償，港英政府提出換地建議，美孚新邨之發展計畫由此而生。促成此事的，是時任美孚石油執行董事宋啟鄖。他在一九五三年從中國移居香港。在此之前，他居於中國東北，曾入讀美國傳教士學校，後到美國留學。美孚新邨大受香港中產歡迎，因著香港的成功經驗，美孚成立土地發展公司，於全球業務之中以地產發展開源，三藩市南部的紅木海岸（Redwood Shores）樓盤是其實驗作。

移居香港之前，沈熙瑞曾在美國留學，及後於中國大陸民國政府處理金融事務。一九五〇年代初，沈熙瑞南下至香港。沈熙瑞在匯豐銀行工作之時，他利用人脈，方便同樣是來港移民的中國紡織界精英得到貸款，使之得以發展紡織產業。這些紡織商後來亦運用其美國社會資本，以美國為主要出口市場，取得盈利。一九七〇年代末，香港學者黃紹倫曾訪問沈熙瑞，其回答反映對二戰後香港發展而言，跨商的社會資本如何舉足輕重：「我……告訴紡織商有何替代方案。我私下認識他們，所以能夠代表他們，與滙豐銀行洽商。我們向滙豐銀行與港英政府官員進行遊說，說明紡織業對香港有何好處。他們的確也能夠見到紡織業的經濟利益。戰後紡織品需求甚殷，故此利潤龐大。基本上，工廠能在三年內回本。銀行只要能夠見到利潤，便會同意批出貸款。於是我充當滙豐銀行非正式顧問，每週設晚飯飯局，處理顧問工作。後來我愈加繁忙，滙豐銀行說，我們需要你。結果我在接下來三年乃至現在繼續顧問工作。這份工作甚至沒有合約。」本書作者特別提到，事實上，在滙豐銀行檔案之中，關於沈熙瑞的材料甚少，只餘數幀照片。這意味，滙豐銀行與沈熙瑞都不願意記錄其行動細節。

田納西河谷管理局模式——美國國際影響力的前世今生

冷戰時代是本書跨商故事的重要背景。除了跨商之外，故事的另一重要元素，是美國透過非國家組織渠道進行的對外援助。冷戰形勢固然是美國以此作為國際外交政策骨幹的重要成因，但這種國際關係戰略思維早在一九三〇年代成形。在此略為介紹美國歷史學家埃布拉德（David Ekbladh）的著作The Great American Mission: Modernization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an American World Order，提供更多脈絡，以便理解美國對港影響，乃至「香港模式」之構成。 （相關報導： 劉性仁觀點：港府基本法23條立法評議 ｜ 更多文章 ）

早在一九三〇年代，美國本土便已開始思考如何以新型「現代化」發展論述，守衛「自由世界」的邊界，抗衡極權力量的國際擴張。當時的國際思潮，開始視崇尚操控的法西斯與共產主義為最佳政治與社會組織模式。美國的自由論者繼而認為，在自由放任主義（laissez-faire）與反自由的法西斯與共產主義之間，需要開闢第三條路，以挽回輿論對自由世界管治能力的信心。著名猶太裔社會學家曼海姆（Karl Mannheim）事實上曾言，此後再無規劃發展與自由放任之別，只會有規劃好壞之分。在此脈絡下，位處美國南方的田納西河谷管理局（Tennessee Valley Authority）模式被視為第三條路的示範案例。

田納西河谷管理局模式被視為屬於自由世界、自上而下由政府推動、能同時維護民眾自由的發展模式。此一模式始於一九三三年經濟大蕭條（The Great Depression）爆發之時，屬美國總統羅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第一次新政」（first New Deal）的一部份，其目標是希望透過政府機構田納西河谷管理局，督促與施行各種新政，以解決美國南方的社會貧窮問題。新政內容包括：興建水壩以治洪水與發電、推動農業發展、改善公共醫療、推廣教育等。這種模式有三點特別值得一提：第一，模式相當重視教育，原因是教育被視為形塑公民健康品格的媒介，且亦能夠提升勞工的知識乃至生產力。當中兩項政策，分別是每年向近七千民河谷民眾派發逾二十萬本書籍，以及贊助所有運動、戲劇等社區活動；第二，為與德國、日本、蘇聯重視極權的國家規劃模式作區別，田納西河谷管理局模式強調公私營合作，以實現規劃願景。在發展過程中，地方政府、商界、公民社會組織皆參與其中；第三，在美國之內，這種自上而下的規劃發展模式，自然會激起地方與中央政府的分權爭議。於此，利連索爾（David E. Lilienthal）是關鍵人物。他得到美國總統任命，領導田納西河谷管理局。為化解爭議，利連索爾積極推動地方分權，確保大學、地方政府、草根都能影響規劃之決策，確保規劃內容著眼於本土需要。

美國經濟學家士丹利（Eugene Staley）後來為美國樹立了自由國際主義（liberal internationalism）的外交政策框架，為美國輸出田納西河谷管理局模式鋪路。他認為，區分國際間「權力經濟體」（power economy）與「福利經濟體」（welfare economy）有其必要。按其觀點，前者著力擴張軍事力量，後者銳意提升民眾整體生活質素。要提升民眾生活質素，容許原料、資本、人口、知識之自由流動是先決條件。在一九五四年，士丹利出版著作The Future of Underdeveloped Countries，進一步描繪他眼中的非共產主義發展模式路線圖。這個路線圖可分三步：一，提高民眾收入；二，促成民主自治；三，在社區中確立民主價值觀。此三步的目的，是減低共產主義極權模式的影響力。 （相關報導： 劉性仁觀點：港府基本法23條立法評議 ｜ 更多文章 ）

在此外交思維框架之下，早於一九三〇年代，美國組織洛克菲勒基金會（Rockefeller Foundation）已在中國積極推廣田納西河谷管理局模式。二戰期間，在一九四五年，美國戰時新聞局（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 OWI）於多種語言在國際間刊發了逾十四萬本宣揚田納西河谷管理局模式的著作，作為宣傳。著名漢學家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是當時美國戰時新聞局官員之一。二戰之後，在冷戰之時，美國杜魯門政府提出第四點計畫（Point Four Program），作為抗衡共產主義的外交政策。這項計畫主張與世界分享美國技術成果，以支援發展中地區，促進其發展。總統杜魯門宣揚此一援助外交新政時，特別提到田納西河谷管理局模式。其國務卿艾奇遜（Dean Acheson） 號召非政府組織參與其中，以實行第四點計畫，這和應了上述田納西河谷管理局模式的其中一個特點。參與的組織，包括國際救援委員會（International Rescue Committee）、全國天主教福利委員會（National Catholic Welfare Conference）、中華基督教青年會（Young 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 YMCA）等，部份組織也進而成為香港跨商故事的一部份。這些組織提供的援助，包括就業培訓與提供教育。

《香港製造》的研究特色

美國田納西河谷管理局模式源起與輸出世界之歷史，可為本書內容作三點延伸討論：

第一，本書不以美國為中心書寫，正正可以補遺美國輸出田納西河谷管理局模式的執行細節。本書所述的香港發展經驗，不無美國田納西河谷管理局模式特點。例如，美國傳教士得到美國資源後，便積極推動社區建設。他們建立天台學校、兒童組織、圖書館、社區中心乃至私人徙置區（香港島的衛斯理村與新界荃灣的亞斯理村便是例子）。再者，在香港跨商故事之中，非政府組織扮演重要角色。在救濟香港難民過程中，上述受美國國務卿艾奇遜號召的組織（例如國際救援委員會、全國天主教福利委員會）也有參與其中。於香港中文大學成立過程中，來自美國非政府組織的資源，是極為重要的影響因素。這都印證了上述田納西河谷管理局模式的特點。

不過，以美國為中心的角度，無法解說田納西河谷管理局模式被輸出外地之後，如何與本土連接，發揮影響力。這正是本書研究價值之所在，在此可舉兩點說明：

（一）香港跨商之中介，影響了美國田納西河谷管理局模式之成效。以中大崇基學院成立過程為例，其建築、圖書館館藏資源，主要來自美國組織，而其校園用地所得，則需港英政府官員配合。於過程之中，本書人物之一、崇基領袖歐偉國是關鍵人物。一方面，美國組織原本無意成為崇基的主要支持者，原因是從這些組織角度看，香港很快便會被中華人民共和國進侵。歐偉國憑其手腕協助逆轉局面。另一方面，歐偉國亦憑社會資本，得到港英政府官員支持，為崇基尋得校址。

（二）美國之影響，並不僅限於意識形態層面。美國田納西河谷管理局模式之源起乃至輸出國際，與國際間的意識形態對壘有關。但在香港，其影響卻超越了這種意識形態對壘。本書的一大主題，是深受美國影響的香港跨商，利用香港資源，推動了中國面向世界的改革，促成了中美兩國破冰合作之局面，其中一例是胡應湘。他年輕時曾旅美留學，美國的教育乃至建設規模，令他留下良好與深刻的印象，他為長子取Thomas Jefferson之英文名字，足以印證這一點。胡應湘後來成為香港建築大亨，他在中國爭取高速公路發展項目，這亦成為八〇年代中國改革之中的一個重要項目。不過，項目屢遇阻力，胡應湘的對應之一，是送六位廣東官員到加州，讓他們感受美國高速公路之發展，分享胡應湘在三十年前於美國所感受的震撼。胡應湘特意買了一部車，親自駕駛，帶官員遊覽。當時廣州副市長在車內寫日記，他說，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道路上，難有這種體驗。這是共產中國面向世界、融入美國之全球資本主義體系過程中的其中一刻。 （相關報導： 劉性仁觀點：港府基本法23條立法評議 ｜ 更多文章 ）

第二，本書強調以港口城市（port city）書寫全球史之必要。近年在全球史領域之中，港口城市之影響與戰略意義愈趨受重視。英國歷史學家達爾文（John Darwin）的近著《解鎖世界》（Unlocking The World: Port Cities and Globalization in the Age of Steam 〔1830-1930〕）便是探討這一點。按達爾文的理解，全球化之義，是人、貸物、金錢、技術、觀念、信仰，乃至生物（動植物與微生物）之長距離交流，而這種長距離交流正是透過港口城市進行，全球連結由此而生。《香港製造：跨太平洋網絡與全球化新史》原書的副題，包含「全球化新史」（new history of globalization）用語。作者在序章這樣說：「不以香港為中心，香港獨特的歷史經驗，乃至從香港往外幅射、與國際互相交集的全球史便難被還原。梳理香港民眾在歷史中的能動性（historical agency）痕跡，不但有助我們理解持續殖民主義之下的經濟演化與經驗，且亦能幫助我們探究中美之間巨大商業與教育網絡的起源。」

本書末章更比較歷史中的港口城市熱內亞（Genoa）與香港。兩者的共通點，在其改變地區形勢的能動性。作者如此總結：「香港精英的跨商策略與熱內亞經驗有可比之處。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之後，及至美國與中蘇角力之時，美國透過馬歇爾計畫（Marshall Plan）（1948-1951）、佔領日本（1949-1952）、布雷頓森林協定擴張勢力，推動全球貿易與金融發展。對香港而言，這些發展為未來增添了不穩定因素。香港當時從屬於英帝國而非華盛頓，無法自動受惠於美國援助或得到美國保護。再者，在一九五〇年至一九五一年之時，美國與聯合國實施對華貿易禁運，英屬香港的傳統轉口港經濟受到影響，恰如在十四世紀時熱內亞貿易受挫一樣。香港亦如熱內亞一般，擁有其他資產與優勢。在其傳統貿易崩潰之前，英屬香港的優勢有二：第一，精英移民的知識、資本、網絡；第二，數以萬計一般移民所提供的低廉勞動力。這種優勢的結果，是香港工業急速發展，以及向美國市場靠攏。這是熱內亞投向西班牙的亞洲版本。」

第三，本書重新檢視「香港模式」。一般輿論認為，至少在英治時期，「香港模式」的特點，在其積極不干預政策之施行。這不一定是香港故事之全部。在本書的香港跨商故事之中，我們其實不難發現美國田納西河谷管理局模式的身影，而這種模式的源起，正是在放任自由發展模式與以極權為手段的規劃經濟模式之間，另闢第三條路。這種第三條路的實現方式之一，是善用非政府組織之協力。於香港脈絡之中，跨商的能動性，是此一第三條路能夠接連本土的重要助力。至於為何在香港歷史記憶之中，這段歷程被淡忘，則是有趣課題。對於這一點，作者在書中曾作分析：「跨商策略的物質主義與務實主義，能夠有助解釋為何上述歷史不受公眾與學者重視。書中觀點應會令大部份香港人感到意外。

這段跨太平洋歷史少為人知，我認為原因有四：第一，受殖民管治影響，知識之生產被訴諸於先入為主之見，能夠被用以佐證觀點的檔案與記憶卻被埋藏。再者，香港學校少有教授本土歷史，且大部份中國研究學者基於『大中原心態』（傅葆石語），甚少注意香港。第二，這些策略來自一小撮精英，其規模透過教育擴張。亦因此，跨商策略漸成『常識』（common sense），香港人進而視留學於美國為理所當然之目標，這點在『新浪潮』電影顯而易見。第三，跨太平洋網絡與策略經常引致移民，本書所論人物之後代多已不在香港居住，這段歷史之記憶因而被四處分散。第四，經濟急速轉變、一九八九年天安門事件、一九九七年香港交接都觸發香港文化與身份之大變，跨商策略變得更為複雜多變。簡單舉例說，在一九八〇與一九九〇年代，美國社會資本之累積備受重視，但此後，尋得加拿大、紐西蘭、澳洲等護照也成為一時風潮。我會指出，這段歷史已植根於今天公眾記憶之中，今天香港居民視一己為國際公民，其來有自。針對跨商策略之分析，是為解構『常識』，還原早期已被遺忘的策略視野之原貌。」

《香港製造：跨太平洋網絡與全球化新史》其實也是以香港為中心、重新書寫太平洋史之著作，是反映本土與國際關係屬一體兩面之經典。往後在香港研究乃至國際關係研究之中，這是不可忽略的重要研究。畢竟，從跨域視野書寫地方故事，有其必要與價值。

＊作者為台灣季風帶總編輯，本文選自《香港製造：跨太平洋網絡與全球化新史》（台灣季風帶）導讀。授權轉載。 （相關報導： 劉性仁觀點：港府基本法23條立法評議 ｜ 更多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