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末章更比較歷史中的港口城市熱內亞（Genoa）與香港。兩者的共通點，在其改變地區形勢的能動性。作者如此總結：「香港精英的跨商策略與熱內亞經驗有可比之處。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之後，及至美國與中蘇角力之時，美國透過馬歇爾計畫（Marshall Plan）（1948-1951）、佔領日本（1949-1952）、布雷頓森林協定擴張勢力，推動全球貿易與金融發展。對香港而言，這些發展為未來增添了不穩定因素。香港當時從屬於英帝國而非華盛頓，無法自動受惠於美國援助或得到美國保護。再者，在一九五〇年至一九五一年之時，美國與聯合國實施對華貿易禁運，英屬香港的傳統轉口港經濟受到影響，恰如在十四世紀時熱內亞貿易受挫一樣。香港亦如熱內亞一般，擁有其他資產與優勢。在其傳統貿易崩潰之前，英屬香港的優勢有二：第一，精英移民的知識、資本、網絡；第二，數以萬計一般移民所提供的低廉勞動力。這種優勢的結果，是香港工業急速發展，以及向美國市場靠攏。這是熱內亞投向西班牙的亞洲版本。」
第三，本書重新檢視「香港模式」。一般輿論認為，至少在英治時期，「香港模式」的特點，在其積極不干預政策之施行。這不一定是香港故事之全部。在本書的香港跨商故事之中，我們其實不難發現美國田納西河谷管理局模式的身影，而這種模式的源起，正是在放任自由發展模式與以極權為手段的規劃經濟模式之間，另闢第三條路。這種第三條路的實現方式之一，是善用非政府組織之協力。於香港脈絡之中，跨商的能動性，是此一第三條路能夠接連本土的重要助力。至於為何在香港歷史記憶之中，這段歷程被淡忘，則是有趣課題。對於這一點，作者在書中曾作分析：「跨商策略的物質主義與務實主義，能夠有助解釋為何上述歷史不受公眾與學者重視。書中觀點應會令大部份香港人感到意外。
這段跨太平洋歷史少為人知，我認為原因有四：第一，受殖民管治影響，知識之生產被訴諸於先入為主之見，能夠被用以佐證觀點的檔案與記憶卻被埋藏。再者，香港學校少有教授本土歷史，且大部份中國研究學者基於『大中原心態』（傅葆石語），甚少注意香港。第二，這些策略來自一小撮精英，其規模透過教育擴張。亦因此，跨商策略漸成『常識』（common sense），香港人進而視留學於美國為理所當然之目標，這點在『新浪潮』電影顯而易見。第三，跨太平洋網絡與策略經常引致移民，本書所論人物之後代多已不在香港居住，這段歷史之記憶因而被四處分散。第四，經濟急速轉變、一九八九年天安門事件、一九九七年香港交接都觸發香港文化與身份之大變，跨商策略變得更為複雜多變。簡單舉例說，在一九八〇與一九九〇年代，美國社會資本之累積備受重視，但此後，尋得加拿大、紐西蘭、澳洲等護照也成為一時風潮。我會指出，這段歷史已植根於今天公眾記憶之中，今天香港居民視一己為國際公民，其來有自。針對跨商策略之分析，是為解構『常識』，還原早期已被遺忘的策略視野之原貌。」
《香港製造：跨太平洋網絡與全球化新史》其實也是以香港為中心、重新書寫太平洋史之著作，是反映本土與國際關係屬一體兩面之經典。往後在香港研究乃至國際關係研究之中，這是不可忽略的重要研究。畢竟，從跨域視野書寫地方故事，有其必要與價值。
＊作者為台灣季風帶總編輯，本文選自《香港製造：跨太平洋網絡與全球化新史》（台灣季風帶）導讀。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