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經濟學家士丹利（Eugene Staley）後來為美國樹立了自由國際主義（liberal internationalism）的外交政策框架，為美國輸出田納西河谷管理局模式鋪路。他認為，區分國際間「權力經濟體」（power economy）與「福利經濟體」（welfare economy）有其必要。按其觀點，前者著力擴張軍事力量，後者銳意提升民眾整體生活質素。要提升民眾生活質素，容許原料、資本、人口、知識之自由流動是先決條件。在一九五四年，士丹利出版著作The Future of Underdeveloped Countries，進一步描繪他眼中的非共產主義發展模式路線圖。這個路線圖可分三步：一，提高民眾收入；二，促成民主自治；三，在社區中確立民主價值觀。此三步的目的，是減低共產主義極權模式的影響力。
在此外交思維框架之下，早於一九三〇年代，美國組織洛克菲勒基金會（Rockefeller Foundation）已在中國積極推廣田納西河谷管理局模式。二戰期間，在一九四五年，美國戰時新聞局（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 OWI）於多種語言在國際間刊發了逾十四萬本宣揚田納西河谷管理局模式的著作，作為宣傳。著名漢學家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是當時美國戰時新聞局官員之一。二戰之後，在冷戰之時，美國杜魯門政府提出第四點計畫（Point Four Program），作為抗衡共產主義的外交政策。這項計畫主張與世界分享美國技術成果，以支援發展中地區，促進其發展。總統杜魯門宣揚此一援助外交新政時，特別提到田納西河谷管理局模式。其國務卿艾奇遜（Dean Acheson） 號召非政府組織參與其中，以實行第四點計畫，這和應了上述田納西河谷管理局模式的其中一個特點。參與的組織，包括國際救援委員會（International Rescue Committee）、全國天主教福利委員會（National Catholic Welfare Conference）、中華基督教青年會（Young 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 YMCA）等，部份組織也進而成為香港跨商故事的一部份。這些組織提供的援助，包括就業培訓與提供教育。
《香港製造》的研究特色
美國田納西河谷管理局模式源起與輸出世界之歷史，可為本書內容作三點延伸討論：
第一，本書不以美國為中心書寫，正正可以補遺美國輸出田納西河谷管理局模式的執行細節。本書所述的香港發展經驗，不無美國田納西河谷管理局模式特點。例如，美國傳教士得到美國資源後，便積極推動社區建設。他們建立天台學校、兒童組織、圖書館、社區中心乃至私人徙置區（香港島的衛斯理村與新界荃灣的亞斯理村便是例子）。再者，在香港跨商故事之中，非政府組織扮演重要角色。在救濟香港難民過程中，上述受美國國務卿艾奇遜號召的組織（例如國際救援委員會、全國天主教福利委員會）也有參與其中。於香港中文大學成立過程中，來自美國非政府組織的資源，是極為重要的影響因素。這都印證了上述田納西河谷管理局模式的特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