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納西河谷管理局模式——美國國際影響力的前世今生
冷戰時代是本書跨商故事的重要背景。除了跨商之外，故事的另一重要元素，是美國透過非國家組織渠道進行的對外援助。冷戰形勢固然是美國以此作為國際外交政策骨幹的重要成因，但這種國際關係戰略思維早在一九三〇年代成形。在此略為介紹美國歷史學家埃布拉德（David Ekbladh）的著作The Great American Mission: Modernization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an American World Order，提供更多脈絡，以便理解美國對港影響，乃至「香港模式」之構成。
早在一九三〇年代，美國本土便已開始思考如何以新型「現代化」發展論述，守衛「自由世界」的邊界，抗衡極權力量的國際擴張。當時的國際思潮，開始視崇尚操控的法西斯與共產主義為最佳政治與社會組織模式。美國的自由論者繼而認為，在自由放任主義（laissez-faire）與反自由的法西斯與共產主義之間，需要開闢第三條路，以挽回輿論對自由世界管治能力的信心。著名猶太裔社會學家曼海姆（Karl Mannheim）事實上曾言，此後再無規劃發展與自由放任之別，只會有規劃好壞之分。在此脈絡下，位處美國南方的田納西河谷管理局（Tennessee Valley Authority）模式被視為第三條路的示範案例。
田納西河谷管理局模式被視為屬於自由世界、自上而下由政府推動、能同時維護民眾自由的發展模式。此一模式始於一九三三年經濟大蕭條（The Great Depression）爆發之時，屬美國總統羅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第一次新政」（first New Deal）的一部份，其目標是希望透過政府機構田納西河谷管理局，督促與施行各種新政，以解決美國南方的社會貧窮問題。新政內容包括：興建水壩以治洪水與發電、推動農業發展、改善公共醫療、推廣教育等。這種模式有三點特別值得一提：第一，模式相當重視教育，原因是教育被視為形塑公民健康品格的媒介，且亦能夠提升勞工的知識乃至生產力。當中兩項政策，分別是每年向近七千民河谷民眾派發逾二十萬本書籍，以及贊助所有運動、戲劇等社區活動；第二，為與德國、日本、蘇聯重視極權的國家規劃模式作區別，田納西河谷管理局模式強調公私營合作，以實現規劃願景。在發展過程中，地方政府、商界、公民社會組織皆參與其中；第三，在美國之內，這種自上而下的規劃發展模式，自然會激起地方與中央政府的分權爭議。於此，利連索爾（David E. Lilienthal）是關鍵人物。他得到美國總統任命，領導田納西河谷管理局。為化解爭議，利連索爾積極推動地方分權，確保大學、地方政府、草根都能影響規劃之決策，確保規劃內容著眼於本土需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