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旭暉專文：「第三勢力」似曾相識─海外港人的未來啟示

早在疫情解封，香港史學會的鄧家宙博士來台時，就為我帶來了歷史學者柴宇瀚博士一本令人驚喜的著作，以香港視角講述「第三勢力運動」，內容充滿借古鑑今之情。如今，喜見柴博士願意進一步更新著作在台出版，再度修訂篇章，重新命名為《左右國共大局：香港第三勢力流亡錄》的專書，無論對台灣、香港、還是海外華人，這段歷史都值得重溫。

近年經常有人提及海外港人的時候，就以猶太人為參考對象，其實最能直接比較、借鑑成敗的，特別是資源問題、如何內鬥、如何爭取外援、又有何結局的，遠在天邊，近在眼前，正是這一場以五十年代為時空中心的「第三勢力運動」。

今天這一波離開香港的人雖然很多，但總數和跨階層的密集程度，一定不及一九四九年後湧來香港的移民／難民。國共內戰尾聲之時，一次過有過百萬人從中國大陸湧到香港，而且是住在同一地方，一下子就超越了本來住在香港的總人數，可以說瞬間就成為這個地方的主流。他們普遍有一種意識形態，就是要保留本來在中國大陸有一定程度自由和文化的生活方式，既恐懼中國共產黨，又對國民黨的貪污腐敗不滿，雖然也會和國共雙方藕斷絲連，卻更希望利用香港這個英國殖民地，走自己理想之路。

這樣的背景，有點像這一波港人移民海外後的心態：不滿《港區國安法》改造的「美麗新香港」，希望在海外維持自己原有的若干生活習慣和價值觀，與所屬社區既要融入、但又希望保留自身特色；若要他們公開露面擁抱另一極，例如拋頭露面參加「滅共」，就算心裡多麼盼望，因為種種原因，除了極少數公眾人物，卻很少人能夠豁出去走到那一步。海外港人的最大公約數，就是在海外維繫舊香港的傳承，正如一九五○年代香港新移民的最大公約數，由親共到反共，也不過是傳承舊中國、特別是舊上海最燦爛的一面。

某程度上，「第三勢力」已經比現在的海外港人組織走多了很多步。起碼當時美國的支持和資源很多，也有真正的軍人加盟（例如廣東軍閥張發奎），有過以蒲台島反攻大陸的嘗試、菲律賓軍事基地的規劃，至於願意拋頭露面的知名人士、社會賢達不少都算是一線人物，受眾在同一個地方、也容易集中資源和聲勢，還有中共並非今日那樣的龐然大物，整個國際形勢其實都在呼喚這種力量出來。

然而，最終「第三勢力」運動還是很快無疾而終。問題出在哪裡？這本書講的每一點，都是對照今日海外港人面對的挑戰：搞組織的經費不足，有了一點資源就不斷內鬥，很快令金主看破雞棚背後的真相而失望（例如有人吹噓到有過百萬游擊隊隨時可以反攻），沒有自己的實力，山頭眾多、互相不服，領袖們其實也是走難到香港的人、都有各自的生計問題和政治包袱，人人都辦同類雜誌維生，國共兩黨又都會打擊滲透。唯一優勢是擁有一些受眾、和若干道德高地，但如果僅此而已，就會淪為圍爐空談而瓦解。 （相關報導： 風評：監察院不是陳菊護航民進黨的側翼 ｜ 更多文章 ）

到了最後，「第三勢力」的最大歷史遺產，就是利用香港發展了蓬勃的文化產業，出版了可以媲美舊上海全盛時期的各種書籍雜誌，也確實傳承了文化，還有各種文化進一步的自身發展，這其實是人類文化史上的奇蹟，以往被各方刻意低估，其實絕對是瑰寶。另一個當時他們意想不到的副作用，就是利用了香港的自由港和國際地位，發展了驚人的經濟產業，而這些產業的創辦人無論是怎樣的意識形態，客觀上卻建構了香港人自我認知的新身份認同。

對海外港人的啟示：做自己擅長的，避開泥濘，自然殊途同歸

近來談及香港五十年代的「第三勢力」運動，似曾相識之處，處處都令今人警惕。其中有一個名字，在柴博士著作中不斷出現，特別應該記住作為反面教材：蔡文治。

在「第三勢力」運動，蔡文治是負責在香港「建軍」的重要人物。為了爭取美國經費和信任，他聲稱在廣東省和香港一共有「一百多萬游擊隊隊員」可以隨時被動員、供他指揮，一聲令下，就可以反攻大陸云云。

當時逃到台灣的全體人員，也不過百多萬人，蔡文治一個人就聲稱擁有「百多萬游擊隊隊員」，水份大得離譜。真相卻是他只能在香港招募幾十到幾百人，到塞班島接受所謂「軍事訓練」，然後空投到中國大陸，送死。

當時在英屬香港組軍雖然不設實際，但也不致於像蔡文治那樣窩囊。例如國民黨名將胡璉將軍曾在國軍潰敗後，在調景嶺親自招募了一支「反共救國軍」，從國軍舊部就招募到過萬人，而且沒有用美國、台灣一分錢，全靠用「自己的方法」勞軍。而當時「第三勢力」在香港的領導層，也不乏號召力比蔡文治大得多的軍人，例如總司令級數的張發奎。

那美國的資源為甚麼這麼好騙，又為什麼青睞蔡文治？主要原因，就是蔡文治的太太吳佩琪是社交名媛，燕京大學畢業生，和末代美國駐中華民國大陸大使司徒雷登相熟（司徒雷登是燕京大學校長），這樣的關係網，在關鍵時候就起到關鍵作用。而蔡文治雖然沒有甚麼軍功，但英文流利，油頭粉臉（當時成為「貝貝將軍」），二戰後成為國共與美國短暫合作談判的參與人，近水樓台，就說服了美國自己是「黨國要人」。

蔡文治的「第三勢力軍隊」騙局被拆穿後，乾脆移民美國，繼續得到美國政府信任，獲聘請為美國國防部顧問，一做就是二十多年。期間他能夠提供怎樣的「國防建議」，大概也可以想像一二。

美國對他仁至義盡，而蔡文治從美國國防部退休時已經差不多七十歲，理應安享晚年。想不到他還是不甘寂寞、乃至對自己「大才小用」深深不忿，覺得自己依然大有可為。結果退休後不久，反共幾十年的他，居然忽然徹底變節，決定接受中共統戰，訪問中國大陸，成為「黃埔軍校同學會」理事，負責統戰台灣接受中共領導之下的「統一」和「一國兩制」，甚至公開發文，向蔣介石夫人宋美齡招降，而被昔日同路人極度不屑。

對中共而言，最好用的就是蔡文治這類「人才」：總算是有一定歷史、履歷，而又喜歡身份地位，當他在香港、台灣、美國的利用價值都「歸零」之時，就可以人棄我取。蔡文治也知道以他的背景晚年投共，而又要得到好價碼，自然需要「去到最盡」，於是雙方就一拍即合。

每次讀到他的故事，像這種介於中間「第三勢力」的人物，總是感到似曾相識。這種似曾相識，相信大家都能在《左右國共大局：香港第三勢力流亡錄》找到。 （相關報導： 風評：監察院不是陳菊護航民進黨的側翼 ｜ 更多文章 ）

＊作者為國際關係學者，國立中山大學臺港國際研究中心專任副教授。本文選自《左右國共大局：香港第三勢力流亡錄》（柴宇瀚著∕一八四一出版）推薦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