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以美國為中心的角度，無法解說田納西河谷管理局模式被輸出外地之後，如何與本土連接，發揮影響力。這正是本書研究價值之所在，在此可舉兩點說明：
（一）香港跨商之中介，影響了美國田納西河谷管理局模式之成效。以中大崇基學院成立過程為例，其建築、圖書館館藏資源，主要來自美國組織，而其校園用地所得，則需港英政府官員配合。於過程之中，本書人物之一、崇基領袖歐偉國是關鍵人物。一方面，美國組織原本無意成為崇基的主要支持者，原因是從這些組織角度看，香港很快便會被中華人民共和國進侵。歐偉國憑其手腕協助逆轉局面。另一方面，歐偉國亦憑社會資本，得到港英政府官員支持，為崇基尋得校址。
（二）美國之影響，並不僅限於意識形態層面。美國田納西河谷管理局模式之源起乃至輸出國際，與國際間的意識形態對壘有關。但在香港，其影響卻超越了這種意識形態對壘。本書的一大主題，是深受美國影響的香港跨商，利用香港資源，推動了中國面向世界的改革，促成了中美兩國破冰合作之局面，其中一例是胡應湘。他年輕時曾旅美留學，美國的教育乃至建設規模，令他留下良好與深刻的印象，他為長子取Thomas Jefferson之英文名字，足以印證這一點。胡應湘後來成為香港建築大亨，他在中國爭取高速公路發展項目，這亦成為八〇年代中國改革之中的一個重要項目。不過，項目屢遇阻力，胡應湘的對應之一，是送六位廣東官員到加州，讓他們感受美國高速公路之發展，分享胡應湘在三十年前於美國所感受的震撼。胡應湘特意買了一部車，親自駕駛，帶官員遊覽。當時廣州副市長在車內寫日記，他說，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道路上，難有這種體驗。這是共產中國面向世界、融入美國之全球資本主義體系過程中的其中一刻。
第二，本書強調以港口城市（port city）書寫全球史之必要。近年在全球史領域之中，港口城市之影響與戰略意義愈趨受重視。英國歷史學家達爾文（John Darwin）的近著《解鎖世界》（Unlocking The World: Port Cities and Globalization in the Age of Steam 〔1830-1930〕）便是探討這一點。按達爾文的理解，全球化之義，是人、貸物、金錢、技術、觀念、信仰，乃至生物（動植物與微生物）之長距離交流，而這種長距離交流正是透過港口城市進行，全球連結由此而生。《香港製造：跨太平洋網絡與全球化新史》原書的副題，包含「全球化新史」（new history of globalization）用語。作者在序章這樣說：「不以香港為中心，香港獨特的歷史經驗，乃至從香港往外幅射、與國際互相交集的全球史便難被還原。梳理香港民眾在歷史中的能動性（historical agency）痕跡，不但有助我們理解持續殖民主義之下的經濟演化與經驗，且亦能幫助我們探究中美之間巨大商業與教育網絡的起源。」
